石仲泉在第二次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2007年11月16日，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共赣州市委在瑞金联合召开“第二届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这是作者在会上作的主题报告。】

　　（一）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一个异常特殊和异常重要的时期。在28年的历程中，就革命内涵言，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仅仅揭开了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序幕，那么在这个时期，党才真正成为近代革命的主角，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开始得到全面展开。它不仅经历了漫漫10年的求索，是最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且革命环境最为艰难、斗争形势最为险恶、挫折和曲折最为频繁、党和红军几乎濒临绝境而又发生生死攸关的转折的时期。此后，党走向成熟，由小至大，由弱变强，夺取革命胜利乃成势所必至。因此，这个时期既凸显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特色，也是决定党的命运的关键时段。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挖掘党的历史文脉，展现党的革命精神，认识党的发展的若干规律性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这个时期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探索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各个革命根据地即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的建立，是党和红军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基地，是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根本支点。苏区精神是党在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苏维埃区域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它是各个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是表现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程“精神”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的文脉来说，它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长征精神的直接源泉。

　　2005年10月在兴国召开“弘扬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即全国第一届苏区精神研讨会，我在会上讲了“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问题。这次在瑞金召开全国第二届苏区精神研讨会，特别邀请全国各大苏区所在地的代表与会，借此机会，我讲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和苏区精神问题，同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起研讨，以推进全国各个苏区史和苏区精神的研究。

武装起义、土地革命与全国苏区的建立

　　（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时听到一种声音：共产党何必闹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让国民党统一国家，发展民族工业，搞现代化，中国早就富强了。这涉及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如何认识等重大问题，这里不可能展开探讨。但是必须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搞武装起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区，发展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怎么认识它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才站得住，中国共产党执政才有充分的历史根据。

　　这些年，我“走走党史”，不仅主要是考察这个时期的党史，而且也在思考上述问题。

　　首先，要看到时代主题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当今是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提出上述问题无疑是这个大背景的产物。但是，此前的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几百年，从世界近代历史作宏观考察，却不是这样，而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尽管讲“革命与战争”时没有上溯那么远，但我以为将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纳入进来分析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坏处，甚至有利于对中国经历的“革命与战争”解困释惑。因为目前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历了那个时代，没有当年的“革命与战争”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因此，讲“革命与战争”这个时代主题不能仅限于讲上个世纪发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纵观世界近代史，一个又一个大国都经历进步对反动、正义对邪恶、民主对专制的“革命与战争”。君不见，英国在17世纪经历了两次革命风暴和时达多年的两次内战，才开始工业革命进程。法国更是革命风起云涌、战争异常频繁的国家。法国的18世纪和19世纪，就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美国虽然远离欧洲大陆，但革命烽火与战争硝烟仍然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两次独立战争，既是民族解放战争，又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1861～1865年的4年内战，取消奴隶制，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这几个发达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当年的革命和战争（这些国家还进行了侵略、掠夺性的战争），就不可能有后来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

　　我们中国的近代历史比欧洲晚两个世纪，而且与它们的侵略、掠夺战争息息相关。是它们的侵略、掠夺使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达1500之久的中华帝国轰然坍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也是它们的侵略、掠夺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构成中国近代史的“革命与战争”内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成立？就是因为欧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加与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使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振兴中华，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获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先进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地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中国共产党人承继中华民族的这一伟大历史传统，担当起先锋队的使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可以不搞武装起义，土地革命，建立苏区呢？也不行。一是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矛盾一个也没解决。国民党政府依然维护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加深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更厉害了，并且形成和发展了新的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异常艰难。那种以为中国可以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历史实际的幻想。二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残暴政策。从全国来说，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有32万多人被杀害，其中共产党人有2·6万多人；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的5·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就我考察的几个省来看，据中共湖北省委1928年5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1927年8月至1928年春，全省党员、群众被杀害的达3·8万多人，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的1·7万人锐减至2000余人。广东省在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期间，仅在广州市被捕的就有21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600多人，被秘密枪杀的有100多人，包括萧楚女、熊雄等党的著名活动家。面对这种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奋战，而是领导着继续遭受深重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大众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闹革命，特别是地处边远的穷苦农村，迅速成为党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胡适发表文章都说：“大多数农村所以破产，农民所以贫困，是由于国内政治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现时内地农村最感痛苦的，是抽税捐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纳税养官，而官不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纳税养兵，而兵不能尽一点保护人民之责。剥皮到骨了，血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受一丝一毫的治安幸福。在这种痛苦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页下注：转引自《权与钱——蒋宋孔陈聚财录》，第66～67页。】革命造反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搞土地革命，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为了保卫分得的土地，为了天下穷苦人都得到土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拿起枪杆子打天下。这样，革命的队伍就渐渐壮大起来。

　　（三）中国共产党人是实践论者，当时没有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

　　怎样打天下？共产党尽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但也不是先验论者而是实践论者。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凡是要继续革命的都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第一反映就是要进行武装反抗。至于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暴动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脑瓜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这是多少年后才认识到的问题。在当时，党只能是城市武装起义的观念。正是这样，党才在大革命北伐战争时期，在上海接连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怎样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首先考虑的仍是城市武装暴动，所以举行南昌起义。就毛泽东言，尽管在八七会议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最初的目标也是打长沙，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上山。当时全党没有“上山”这个思想，还没有觉悟到城市武装起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才有接连的三次“左”倾错误。毛泽东是通过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才认识到，党要到反革命势力薄弱的边远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才有发展前途。经过开辟中央苏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逐渐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因此，从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这个发展历程来看，南昌起义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艰辛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赞成那种好像只有湘赣秋收起义是探索，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探索的观点。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不成功的，也是探索，它告诉人们“此路不通”，这不就是有益的作用吗!? 这样讲，丝毫不是说南昌起义没有缺点错误，要为其辩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力求使我们的认识更符合历史实际一些。我以为，南昌起义为求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只要放在历史求索的长河中来认识它，就能作出更为全面的科学评价。

　　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年8月至1929年，我们党先后在城市和农村发动和领导了约达200次大小不等的武装起义。它遍及全国东西南北中12个省、约150个县的广大地区。在这诸多起义中，就参加人数、地域规模和历史影响而论，最大的要数南昌、广州两大城市起义和湘赣秋收、湘南两大农村起义。如果说湘赣秋收起义将党领导的各地秋收起义推向了高潮，那么湘南起义将党领导的各地年关暴动推向了高潮。我之所以强调湘南起义的重要性，是因为许多党史本子对它讲得不够。其实，这次起义很了不起。参加过湘南暴动的萧克回忆说：“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可以说，我党所发动的一系列农村武装起义，规模如此之大，参加人数如此之多，坚持时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萧克：《＜湘南起义史稿＞序》，《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页。】当然，它没坚持下来，但上井冈山后，成为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生力军。凡没被反动派镇压下去的，都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武装割据，进行游击战争和反“围剿”战争，发展成为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至1930年上半年，湘赣、赣西南、闽粤赣（闽西），湘鄂赣、赣东北（闽浙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广西右江等苏区，已形成一定规模。在30年代前期，党领导的影响甚大的苏区在全国达13个之多，可谓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苏区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四）给“苏区”称谓正名。讲“苏区”，首先有一个给“苏区”正名问题。有一种说法：“苏区”的“苏”来自俄语，是“苏维埃”的简称。“苏区”由此演绎而来，有“左”的味道。因此后来不叫“苏区”，改称“革命根据地”了。我不大赞成这种说法。

　　我这个人喜欢“走走党史”。这些年“走走党史”，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0多个大的苏区，大体都作过考察，当然不是所有的苏区县都走到了。就我所接触的“苏区”的干部和群众言，习惯用语还是喜欢讲当年“苏区”怎么样，而不大用“革命根据地”的称呼。最初，我走赣南原中央苏区的那些地方时，以为他们当年是苏区老大，这种用语是他们的“最爱”。后来到其他地方，听那里的群众和干部也讲“苏区”如何如何，才感悟到这是一段历史，这个称呼反映了一段难以割舍的历史情结。毫无疑问，“苏区”是外来语，但难道这就意味着“左”味吗!? 我不这样看。我们的好多词语都是来自苏俄，比如“红军”，难道能说这是“左”吗!? 生活在当年苏区的干部和群众对这一称谓那么有感情，应当尊重他们的意愿，不要硬改称呼，可以与“革命根据地”并用。“革命根据地”作为规范用语，如人名一样，可看成学名；“苏区”可视为人的小名或昵称。

　　我也做过考证，“苏区”称谓与“左”倾路线没有必然联系。1921年建党时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三条就写道：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可见，“苏维埃”的用语说白了，是“胎记”。“苏维埃管理制度”就是后来“苏区”的制度。大革命失败后，党要独立闹革命，八七会议上已在考虑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会后，毛泽东致信中央，表示：赞成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高高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子。【页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54～356页】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页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0页】这以后，许多地方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尽管这种政权形式源于列宁的思想，但其政权性质有别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主专政。1928年6月的六大将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列为党的十大纲领，要求使“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的斗争，成为“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页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22～323页】1929年6月的六届二中全会文件，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称为“苏维埃区域”。【页下注：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58页。】后来这个“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就此而言，也不宜说，“苏区”称谓有“左”的味道。

　　的确，《毛泽东选集》第3卷在建国初出版时，发表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中讲“苏区”的地方都改作“根据地”了，同时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暴动”改为“起义”了，此外，还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或删或改了。怎么看待毛泽东本人所作的这一修改，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好说是去掉“左”味。就“苏区”改作“根据地”言，主要考虑刚解放，在广大新区，人们还不懂“苏区”为何物，改作“根据地”就一目了然。这主要是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认知情况决定的，不存在路线斗争问题。

　　（五）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始，到包括红军长征会师陕甘宁根据地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10年土地革命战争的根本基础和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基地。鸟要有巢，鸡要有窝，牛要有棚，人要有家。这是自然法则教给的生存之道、发展之基、成就之根。干革命也一样，要有窝、棚、巢、家，这在当时就是实行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即苏区。南昌起义的一个缺点错误，在于没有就近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的伟大正在这里。他引兵井冈，给秋收起义部队找到落脚点，在湘赣边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我们党拥有红色政权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根基。正如他所指出的：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只有目前的中国才有这样的奇迹。不仅如此，他还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区域，包括后来的苏区（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一称谓）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基本条件、巩固它的若干政策和发展前景，为全国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中国革命指出正确方向。

　　如果说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仅仅是为中国革命筑巢、搭窝开了个头，那么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分布在全国10多个省的广大苏区的建立，则使进行革命战争的巢或窝向全国延伸了。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革命的基地只能是放在反革命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经济和交通极端落后的偏远农村。因为在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体、长期是专制制度统治、广大民众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他们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最深重的受害者，因而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最具积极性。这样，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农村，革命军队基本上是穿了军装的农民，革命战争实际上就是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广大农村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苏区，就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基地。“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页下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98页。】尽管毛泽东作此论断时有其本意，但它具有说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一般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包括抗日战争在内，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没有根据地，就没有饭吃、没有依托、没有出发去打敌人的基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页下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2卷第98页。】这里讲的是上升到战略地位的游击战争，实际上，整个中国革命战争都是如此。这个“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是“苏区”，在抗日战争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是解放区。它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战争的“窝、棚、巢、家”，当然也是党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根本支撑。因此，对于广大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对于各个苏区的历史贡献，应当充分重视、深入研究和广为宣传。

　　就我这些年“走走党史”所了解的情况看，对1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研究和宣传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无论是所搜集和编辑的文献资料，还是学术研究的成果，都为目前和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和丰厚的基础。但近些年来，对苏区史的研究和宣传很不平衡。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广西左右江苏区等，由于它们的特殊历史情况，这方面的的研究和宣传比较红火一些。对于中央苏区的若干历史，包括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出发长征，在赣南和闽西开了不少研讨会，有相当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今年7月，沉寂多年的东固苏区，通过研讨会也使赣西南苏区史的研究有了新的提升。在其他苏区，那些地方的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工作，但媒体宣传不够，有的认识误区还没有完全解决。

　

　（六）应将苏区历史与“左”倾错误加以区别。所谓认识误区，最主要的就是苏区与“左”倾错误的关系。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许多苏区都犯有严重“左”倾错误，因为中央有三次“左”的领导。其中贯彻最普遍、影响最大、后果最严重的：一是打击中间势力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二是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的形形色色的“肃反”运动；三是反对正确思想主张的“路线斗争”；四是不顾苏区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这几个方面的错误在各苏区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有的更为严重和突出一些。这就不能不影响对苏区这段历史的正确认识。其实，这是完全可以区别开来的。上述“左”倾错误主要是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员贯彻执行的，而那段苏区历史艰苦卓绝的斗争业绩虽然也不否定领导方面有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政策，但主要是广大苏区的干部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造的。就是对犯了“左”倾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否定一切，一错全错。当然多少年的历史影响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清除的，这就使苏区这段历史没能得到充分宣传，特别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领导人所在的那些苏区，其所受的影响更大。

　　比如，鄂豫皖苏区是在以1927年11月黄麻起义为先导的鄂豫皖边的工农武装斗争基础上在1930年6月形成的。1999年、2003年、2005年和今年夏天，我四次考察了这个苏区的12个县。它以大别山为中心，东临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北接淮河，距离三大省城武汉、郑州、合肥和其他中心城市都不远，为逐鹿中原的战略要地。并且，它西与湘鄂西，南与湘鄂赣联通中央苏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威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同时，也投入数十万兵力对它进行疯狂“围剿”。红军指战员在广大群众配合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会剿”和“围剿”。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进行四大战役，歼敌6万余人，鄂豫皖苏区达到鼎盛时期，总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拥有2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人口350多万；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两个军辖6个师，有45000余人，地方武装有20余万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张国焘在1931年6月到这里，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没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而不得不战略转移。这样，一个创建较久、规模较大、坚持较长的鄂豫皖大苏区丢失了。显然，这是张国焘和少数领导人的错误，与苏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无关。鄂豫皖苏区不是张国焘创建的，退一步说即使是他创建的，也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批判张国焘不应当贬损、抹杀鄂豫皖苏区的作用。即使是对犯错误的领导人也应具体分析，这是连老百姓也懂得的道理。比如，陈昌浩是追随张国焘路线的，负责“肃反”，错杀了不少好干部，有很大责任。但此人工作能力强，办法多，有实干精神。我在宣化店听说： 1930年4月，鄂豫皖红军和赤卫队在大悟县宣化店缴获一架因油尽迫降的国民党飞机。这是四川军阀杨森的德式教练机，驾驶员从南京回四川迷航后被迫落在苏区，经过修理，将它命名为“列宁号”，这是中国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到皖西苏区。他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着驾驶员听他指挥。在第三次反“围剿”攻打黄安时，他让驾驶员带他飞到战场上空转了几圈，敌人以为是是给他们空投物资来了，纷纷跑出工事，准备抢东西。万万没想到，头顶上是红军的飞机，撒了许多传单，还扔了两枚炸弹，敌军乱作一团。红军乘机发起猛攻，歼灭守敌。黄安战役取得歼敌1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在地方同志给我讲这个故事时，对陈昌浩也不一棍子打死。据说，他的骨灰安葬在老家汉阳，经中央同意，墓碑上仍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出于同样原因，川陕苏区也受到不小影响。我在2003年和2004年两度“走”了川陕苏区的10多个县，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苏区很不简单。它是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一路征战，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抵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达（县）地区创建起来的。这是红四方面军开辟的第二个大苏区。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斗争，不仅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而且分兵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平分土地，发展党员，健全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还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工业、商业、交通、邮电、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建设，很快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至1933年10月，新的苏区总面积扩大为4·2万平方公里，包括8座县城，人口约600万，辖有23县1市的苏维埃政权、144个乡苏维埃和1000余个村苏维埃政府。红军由入川时的1·4万人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川陕苏区又成为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它的开辟，意味着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到了西北。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高度评价川陕苏区的历史作用，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资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但是，对于川陕苏区这样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过去宣传的不够，一般的党史书上写的很少，在全国了解它的不多。我若不去考察，也是不甚了了。

　　其他还有湘鄂西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赣东北苏区、湘鄂川黔苏区等，尽管没有张国焘这样的问题，但同样有一个加强研究、扩大宣传的问题。因为这都是艰辛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基地。历史不应当忘记它们。不是讲“红色记忆”吗？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所有苏区，都是“红色记忆”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七）应当既充分又辩证地看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十年内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的成立无疑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发展，还有红军力量的壮大有密切关系。在中央苏区取得接连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之后，初步有了暂时没有战事的局面，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多次催促下，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19日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

　　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怎么看，在学界至今见仁见智，看法很不一样。大体有三类观点。一是完全肯定，把它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二是根本上持否定态度，把它视为“左”倾路线的产物。三是基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但认为它的成立及其一些重要政策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在不少问题上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在这三类观点中，学者们认识的视角、把握的分寸也有这样那样的差别。

　　我的观点在2001年11月瑞金召开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基地》中已讲了。那次会上，我说过，作为学术问题，各人可保持自己的看法。各人的人生阅历、知识结构、研究方法，以及情感倾向等有所不同,其学术观点相左很自然，何必求一律呢！

　　我强调首先要“充分”评价这段历史，即是要基本肯定它，不赞成持完全否定态度。6年前的那个发言，我比较充分地讲了应当基本肯定的理由，论述了它的历史贡献。下面还要讲这个方面。这里着重讲要坚持辩证观点。所谓“辩证”，就是要看到它与“左”的指导思想的密切关系，不赞成完全肯定的看法。我认为，应当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创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加以一定区别，尽管中央苏区是它的主要载体，但不能划等号。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创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因为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不好这么说。

　　——第一，它的成立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领导对革命形势的发展的不切实际估计有密切关系。六大以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不错，一些苏区纷纷建立。但从总体上看，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共产国际却以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即在不远的时日，在1929年10月指示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页下注：《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91页。】1930年夏,明确提出：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准备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最后决战。然而，当时没有形成这样的革命形势。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都犯有急性病和幼稚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缺乏应有认识。就当时的客观形势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

　　——第二，它的成立与当时中央“左”倾领导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行动纲领有密切关系。尽管不能将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单化地说成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但不能否认中央“左”的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1931年6月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表的宣言认为，现在已经是积极准备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就在目前”。【页下注：《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显然，它反映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指导思想。

　　——第三，它的成立与中央“左”倾领导急于造成两个政权对抗思想有密切关系。1931年11月的中央决议指出：“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的并存与对立是中国目前事变的主要的特点”, 有了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必然的要形成为残酷的国内的阶级决战”；也一定会“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页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95页；《红色中华》第1期，1931年12月11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也强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产生，使这两个政权的对立更加尖锐化，这二个政权的斗争更加剧烈化。”【页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45页。】其实，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效应是两面的。一方面,它在广大民众面前会鲜明地显示革命政权的进步性、正义性，使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和想往它；另一方面，片面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也加剧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对苏区和红军的仇恨心理，激起更加疯狂地进行“围剿”战争的野蛮性和残暴性。此后对中央苏区的第四、五次“围剿”，都投入了比前三次“围剿”多得多的兵力和装备，必欲彻底摧毁苏区而后快。

　　——第四，它的若干重要基本政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左”倾领导的一个基本错误，是毕其功于一役，把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提前到民主革命阶段予以打击。他们没能随着九一八事变给国内阶级关系带来的变化而调整政策，仍然把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整个资产阶级与地主一起视为革命对象，而不能将资产阶级加以区分。《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要“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页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775、773、774页。】在《土地法》、《劳动法》等文件中，以及在查田运动中，都有一些“左”的政策。这些政策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要求，不能不对革命的发展产生影响。

　　上述几点，说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左”的明显倾向。正因为如此，我不赞成将两个共和国的历史比较简单化。因为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走过了18年的艰辛历程。对这两个共和国作比较研究，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后还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问题不在于要否研究，而在于怎样研究，得出怎样的结论。比如：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始雏形，一般地讲没有错，但有一个怎么理解“雏形”的问题。我以为，马克思讲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思想可作为比较研究的方法论。他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页下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这就是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但决不能把猴体等同于人体。我们既要看到两者的联系，更要看到两者的差别；既要比较相同的一面，又要比较相异的一面。

　　近年来搞红色旅游、开展“寻根”之旅，本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对普及党史教育、扩大党史影响有重要作用，应当大力提倡和扶持。但有的宣传却将“寻根”简单化了。就宣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言，这种简单化反映在与之相配合的一些文章在作两个共和国的“国体”比较时，只强调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同”，而不讲两者的“异”。这就有可能导致将“猴”人化的倾向。其实，重要的正在于这个“异”即特殊性上。按照《矛盾论》，它是决定事物本质的东西。这个“异”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哲学讲的“量”上看，有一个完全不完全的问题。毛泽东早在1936年底指出：“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页下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230页。】在当年尚是如此认识，何况半个多世纪后乎！二是从哲学讲的“质”上看，就是对于资产阶级认识的根本区别。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了，对它采取不联合的政策是对的。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仍然不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形态的阶级基础之中，则是不正确的。中央后来在瓦窑堡会议上对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就是改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只有作了这样的改变，才有可能在后来创立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理论，也才有可能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对两个共和国的历史比较不能忽视这个“异”，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也正因为如此，6年前，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座谈会改变了会议名称，重新把握纪念主题，强调纪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进行不懈探索，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创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不朽业绩。

　　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有“左”的烙印，这里也讲了不少历史局限，但我也不赞成把上述“左”的错误无限夸大，将其完全看成是“左”倾路线的产物。胡乔木在1985年10月答复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提出的问题时指出：“对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似不能只从消极方面去看。成立中央政府不但对我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加强了合法中枢指导作用（否则‘中央红军’这一名词也缺乏法律根据），在以后对张国焘斗争中的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对尔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发表《八一宣言》和在与蒋介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对等地位和成立各地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也有重要作用。当然，指出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完全必要的。”【页下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在我看来，乔木同志的这个认识是中肯的，将他的这个评价展开来讲，即：

　　——第一，要充分肯定它对各个苏区、各部分红军的“合法中枢指导作用”。前面讲了它成立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并不等于说它没有成立的客观必要。在苏区陆续建立和红军逐渐壮大起来后，有一个加强对各个苏区和各路红军的统一领导、中枢指挥和协调配合的问题。共产国际在1929年10用提出的要使各地工农红军的零碎行动互相配合这一点是对的。为此，中共中央在1930年10月决定成立中央苏区，以便打通几个大的苏区和连接大苏区周围的许多小苏区。本来是想将赣西南与湘鄂赣联为一体，作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但这两个苏区没能联通，结果是赣西南与闽粤赣即赣南与闽西合为一个大苏区，这就是后来实际的中央苏区。随后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尽管也作了加强联系、互相配合的工作，但没有解决“合法中枢指导作用”。一年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因而它的成立有一定的客观需要，不能简单地说成完全脱离实际需要的“理想国”。如乔木同志所说，在后来无论对国民党的斗争还是对张国焘的斗争中，也无论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还是组建自成系统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谈判中，这个“合法性”的问题都起了作用。

　　——第二，要充分肯定它作为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雏形的中央红色政权发挥的局部执政作用，尽管具有不完全性，但给党为日后治国锻炼了执政能力，积累了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从何时算起？专家们见仁见智。前年我讲了，如果要讲局部执政，这个时期才说得上共产党第一次成为局部地区的执政党。一是成立了具有国家形态的中央临时政府，尽管其成立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但毕竟在这块土地上空前地建立了民主制度，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破天荒地享受了基本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大前提，才好讲执政。党领导的各级政府也努力做好民主建政，锻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能力。二是中共中央从上海搬进了这里，尽管这个中央说得不客气点是“左”的中央，但这属于党内的路线正确不正确，不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有“左”的指导思想，不等于什么好事都没做。不管怎么说，它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这里领导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也是执政党。这是党中央执政，不是地方党组织执政。因而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局部执政的肇始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首次预演。即使只有短短几年的实践，也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提供了一定历史经验。毛泽东讲的“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页下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锻炼了治国安民的执政能力。

　　——第三，要充分肯定它为党和人民培养造就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优秀领导干部的历史贡献。据中央苏区有关部门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政府系统约有干部1.3万人，党团系统干部约2万人，不少幸存者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领导骨干力量。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少重要成员，曾是临时中央政府的重要负责干部。10位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7位，都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军事领导人；还有130多人担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以及首批驻外大使等。至于其他的将帅和一些部委、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曾在其他苏区任过要职。有的苏区有相关的统计。当然，这些干部的培养造就不全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也不能简单地都归功于它。此前和此后的更长的革命斗争实践，都为他们的锻炼成才起了巨大作用，许多人甚至可能主要是在别的时期成长起来的。但这些干部毕竟参与了这个时期的斗争实践，因而这段历史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也不应抹杀。

　　正是基于这些，我力主基本肯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和正确宣传。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开研讨会，就是发挥这个作用。

苏区精神：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精神力量

　　（八）苏区精神提出的缘起。我们这个会的主题就是研讨苏区精神。在前年兴国的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围绕苏区精神的提出和它的内涵发表了很多并很好的意见。我在会上就“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问题讲了一些看法。

　　为什么提出苏区精神呢？它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主要是苏区人民需要和党的历史需要作这样的升华。具体说来：

　　首先是因为目前讲的以表现革命历程的许多“精神”中没有这个精神。各种媒体宣传的这样那样的“精神”目不暇接。我将其初步分为五大类：一为以人物高尚品德立论的，如白求恩精神等；二为以地区革命精神的特点立论的，如红岩精神等；三为以重要会议立论的，如遵义会议精神等；四为以在非常状态下执行非常任务、表现出的非常精神面貌立论的，如“两弹一星”精神等；五为我们要研讨的以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精神”系列，目前宣传较多的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五大类可能还没有概括完全，若有遗漏再增补。这些精神汇合起来，以多角度、全方位、立体状，组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

　　就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精神”系列来看，每一种“精神”都反映一段历史。如井冈山精神反映井冈山革命斗争史，长征精神反映各路红军的长征史。中国民主革命经历多个发展阶段，如果要将其反映完整，目前概括的这些“精神”显然不够。在井冈山时期以前的，可能还有。当然，也不必去硬“凑数”，既要大家公认，也要自然形成。这里姑且不论。但就反映后井冈山时期的“精神”看，从井冈山到长征的时间跨度太大，中间缺少或跳过了一个苏区时期。没有这个时期，这段历史是不完整的。就讲“精神”言，没有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不完整。在人们心目中，这个“精神”系列已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程的“精神”之链，每个“精神”就是反映那段历史的“精神”之环。既然如此，若缺少环节，“精神”之链难以连接。

　　其次，苏区精神是说明苏区历史可歌可泣革命精神的最佳概括。在土地革命战争10年中，苏区时期是很重要的一段。这段历史有多长，各苏区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斗争的情况不同，其时间有长有短。就几个大苏区言，中央苏区近6年，鄂豫皖苏区5年，湘鄂西苏区也近6年，闽浙赣苏区7年，湘鄂赣苏区6年，湘赣苏区若从井冈山时期算起7年，琼崖苏区5年，左右江苏区3年，川陕苏区2年半。这都是以该苏区的主体或起主导作用存在的时间计算的，不包括撤离或丧失后继续进行的游击战争活动。陕甘苏区一直存在，因而成为各路红军会师的大本营。这些苏区在那些年不但进行反“围剿”战争，而且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建设，历史内容十分丰富，革命精神非常高涨，有的业绩也很突出。怎样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面貌和广大革命人民与红军指战员的精神面貌，同此前此后的历史一样，需要提炼出一种“精神”，“苏区精神”便应运推出。中共赣州市委领导很赞同这个提法。因为没有这个“精神”，就很难科学地说明那段历史和它的革命精神。不仅在中央苏区有这个问题，来自当年属于其他苏区的或研究其他苏区历史的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再次，井冈山精神不能代替或包含苏区精神。前两年，有一种观点认为，井冈山精神可以涵盖苏区精神，不必单提苏区精神。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学界，不少同志都不赞成这种观点。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

　　——一是从党的历史进程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看，这是两个时期。对于中央苏区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两者都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创建的，但两者的时间长短差距较大。井冈山时期从1927年9月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29年1月根据地主体部分失守，有1年另三四个月。而中央苏区时期，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算起，至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的主体随之丧失为止，达5年另10个月。以时间较短的代表时间较长的，将历史的发展脉络难以讲清楚。再则，这两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观点是递进的、发展的。井冈山时期，基本还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其所开创的“井冈山道路”虽代表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但时间短，许多思想未展开。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多方面展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主要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它是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不应当被遮盖在被一般人视为井冈山斗争这个开创时期中。

　　——二是从两段历史实际发展的内涵看也不完全相同。井冈山时期的活动区域，其鼎盛时的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中央苏区时期的活动区域在鼎盛时的面积达8?6?1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50余万，辖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后者的地域比前者大得多，以小盖大，或以小带大，是很困难的。再则，两者进行的战争规模不能同日而语。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兵力最多时1万人，国民党地方军队进行“会剿”的兵力，最多时3万多人。在中央苏区前期，红军总兵力达到过12万多人，国民党军进行“围剿”的兵力，最后骤升至50万。此外，两个时期的领导主体有不小变化。井冈山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那一年多，基本上贯彻他的主张，干扰因素比较少。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的主体变化较大。党中央“左”的错误逐渐全面推行，毛泽东的党权、军权和政权先后实际上被剥夺，他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主张不断遭受批判。这与井冈山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因此，从历史的内涵看，这是两个时期。再者，对其他苏区言，大革命失败后只有苏区时期。因而，以井冈山时期涵盖苏区时期是不合适的。

　　——三是反映两个时期革命精神的外延领域和内涵特质不完全相同。井冈山精神，顾名思义，主要反映井冈山那个时期（一年另三四个月）、那个地域（赣、湘两省的六县一山）的广大群众和红军的革命精神，这个时空的特指性不应忽略，尽管它有具普遍意义的代表中国革命新方向的井冈山道路这一内涵。苏区精神虽然与井冈山精神有共同点、延续性和继承性，但其外延领域和内涵特质有明显区别。就外延说，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而是代表当时全国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其面积加在一起约40余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达3000万。至于它的内涵特质，下面将专作论述。

　　又次，明确提出“苏区精神”是对过去宣传的苏区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提法的进一步提升。苏区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革命精神力量，土地革命风暴那段历史能够发生、得以存在，并彪炳史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力量存在。几十年来，党中央一直非常敬重、关怀苏区。仅就中央苏区言，1951年8月，毛泽东为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里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就是当年的各个苏区，尽管中央慰问团是在慰问江西苏区时赠送这个题词的。这里讲的“革命传统”，可视为“苏区精神”的初始表述。1996年9月，江泽民视察赣南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光荣传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区人民，要把老区的精神和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发扬光大！这可看作对“苏区精神”内涵的初步概括。2003年8月，胡锦涛到赣南视察也指出，回顾我们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峥嵘岁月，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前辈们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这里，“苏区精神”的思想呼之欲出。3个月后，李长春到赣南考察明确地提出了“苏区精神”。他说，这次到赣州来，更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阐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谛，感受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艰辛。赣州有那么多的革命旧址、纪念地，要充分挖掘革命历史资源，使之成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他强调：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说明，苏区精神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同志包括领导人所认同。它既是对创造苏区历史的革命精神力量的升华，也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表彰苏区人民光荣革命传统提法的进一步概括。

　　（九）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和在各苏区的展现。

　　在前年的兴国会上，专家学者们对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不同的侧面，作了不同的概括，形成不同的表述。各种表述大同小异，可以并存不悖，不必非要定于一尊。我立足于几年来对中央苏区的实际考察，按照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逻辑，以毛泽东著作中的表述为基础，对其基本内涵作过初步概括。

　　第一，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许多对“精神”内涵的概括都首先强调理想信念，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对理想信念的形象表述。那时，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整整一年，还没建立起“安身立命”的巩固根据地，因而不少人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林彪的看法代表了他们的思想。毛泽东回信，既指出林彪的不健康情绪，又展示了自己怎样环视世界形势和中国政局而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深刻认识。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经过一次次的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建立起来，其他苏区也在发展壮大。这以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发展出现了曲折、甚至严重挫折，但是，红军广大将士和苏区革命人民，都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制度一定实现，因而在革命的征途上无论作出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无比巨大，因而是苏区精神的首要内涵。

　　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十分盛行。党内、军内对“本本”和上级领导机关的迷信，是这种倾向的集中反映。红四军转战闽西、赣南期间，这种倾向对军队的影响相当严重。为了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深入苏区农村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政策提供依据。《反对本本主义》尖锐地批评“本本主义”是“保守的思想路线”，“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他的倡导下，在中共临时中央到达苏区之前，各级党政干部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工作，开创新局面。对于军事斗争，毛泽东更是强调深入了解实际，哪里的敌人力量薄弱就向哪里进军，不断进行大穿插、大迂回，因而在以弱对强的不利形势下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的开辟和发展，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开拓性理念的结果。

　　第三，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执著追求。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后来，他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提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问题。他要求：对群众的各种问题都应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有真心实意地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这实际上阐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苏区的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牢记这个执政宗旨，努力为最广大的群众谋利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完成好组织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两大任务，他提出要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奋斗目标，在苏区各地形成争创一流、争当先进的政治空气，涌现一大批在各方面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先进模范。在广大党员干部带动下，许多工作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党在那时的执政时间尽管有限，但初步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第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由于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所有干部（除少量技术人员外），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一律没有薪饷，每人每天只发不到1角钱菜金和大半斤粮食，“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干部下乡或开会，必须自带干粮。那首脍炙人口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山歌，正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各级干部与人民群众完全艰苦与共、患难相依，以做人民的公朴为无上光荣。为了使干部廉政清明、克已奉公，苏区职能部门还制定许多法纪，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凡贪污腐化行为一旦发现必受严厉惩治。广大干部的清正廉洁作风，至今为美谈。由于有这种作风，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和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和发展了苏区的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因此，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是苏区精神不可或缺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