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明“客家大市”定位的理性思考 廖开顺

“三明是客家大市”，这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对三明市在客家世界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正确定位。“三明是客家大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在三明市境内存在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闽西北客家区主体区域，这一区域所覆盖的地域和拥有的人口即《福建省三明市关于申办世界客属第25届恳亲大会的提案》中所提出的，三明“所辖宁化、清流、明溪（归化）等12个县（含市、区，以下同）中有10个为客家县，客家人口近200万”。此外，提出闽西北客家区主体区域在三明市境内的观点，不仅仅因为闽西北客家区的大部分县和人口在三明市境，还因为宁化石壁客家祖地处于这一区域，甚至一些县如将乐、建宁等堪称客家摇篮，三明偏西北区域可称客家祖域。为此，三明为客家大市。早在2003年，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黄石华就指出，“三明是中国重要的客家地域，是客家大市，最重要的‘客家祖域’，在整个客家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自1995年以来，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已连续成功地举办了15届，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客家后裔到石壁寻根谒祖，以及三明市申办2012年第25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成功，都说明世界客属对三明客家大市地位的认可。
　　一、廓清对客家大市的模糊认识
　　对于三明有客家似乎无人否认，而对于三明境内10个县为客家县，则不少人难置可否，其原因在于对文化区域与客家方言之复杂性和模糊性的认识不清，为此有必要廓清。
　　1、不能用地理区域、行政区域来划分文化区域。客家区是文化区域，虽然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和行政区域中存在，但必须先考察姓氏渊源、人口构成、文化习俗、方言等血缘与文化特征，才能得出客家区所在的地理与行政区域概念。就今三明市地域而言，地理区域涉及福建中、西、北部，在古代历史上没有设置过州（郡）一级行政机构，因此，这一地域在古代未被人以“区域”看待，这种惯性沿袭至今，以至于三明曾面临被人边缘化的危机。习惯用地理区域、行政区域来划分文化区域的人，往往认为福建只有行政区域汀州、地理区域闽西才是客家区，较难认可闽西北客家区。其实，正是北为闽北、西为闽西，才能形成闽西北客家区，以下就三明市境内的闽西北客家区主体区域作大致分析：（1）闽北因素。第一，郡县集聚人口作用。东吴永安三年（260年）在闽北设置隶属于扬州的建安郡，大批汉人军事与政治移民进入闽北、闽西北。广西民族大学人类学专家徐杰舜教授指出：“这是汉族大规模迁入闽越的第一次记载”。（此前有汉武帝对闽越的讨伐，应有汉人移民，但不及如此规模），经历代繁衍，闽北、闽西北较北县较早以汉人为主，今在将乐县发现的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大量墓葬，都可见汉人与汉文化遗迹。宁化自东汉开始便有汉人迁入。将乐、绥安两县与建安郡同年设置，绥安县管辖今建宁、泰宁、宁化全县及明溪、清流部分地域。沙县前身沙村县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设县，属建安郡。唐代之前今三明地域全属建安郡。从闽北进入今三明地域是汉人移民的路线之一。第二，闽北、闽西北文化与教育的共生与繁荣。建安郡是闽越最早由中央(东吴割据)集权的文治政权，结束了武人集团在闽越的长期统治，拉近了闽越与中国东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距离，从此引领闽越文化走向与中原文化可对接的新的福建文化。两宋时期，闽北思想文化、社科与人文、文学与艺术领域以及政界名人辈出、群星灿烂，作为汉文化一般文化区域的闽北文化区形成，尤以闽学的最高形态理学在南宋以后影响中国文化。因地缘、行政渊源与文化直接交流关系，今三明市境内的闽西北地域与闽北地域的文化教育共生而繁荣。闽学鼻祖、将乐杨时曾游学邵武，一生精研理学，为“倡道东南”和“洛学入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沙县罗从彦“上传伊洛，下授延平”。朱熹生于闽中尤溪，省内的主要学术活动在闽北。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闽学四贤”，他们的学说超越闽北、闽西北地域而影响全国，包括对客家文化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影响。对于客家文化，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中原文化的移植，而是以中原河洛文化为根本，融合各迁徙地地域文化的结果，作为中兴儒学的理学，则是客家文化的思想文化的重要基因。客家文化是儒家文化引领的世俗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以兴办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儒家文化传播。两宋期间闽西北今三明市地域的教育与闽北共同达到鼎盛时期。如，唐大中十一年（856年）宁化即有汀州第一位进士及第者伍正己，宁化县于唐代转隶于汀州以后，两宋时期进士30名（不含特奏名），高于汀州州治所在的长汀县进士的27名，汀州各县进士宁化第一、长汀第二、清流第三（3名），其他5县在宋代无进士及第。两宋时期建宁进士49名，并出现“一门四进士”。泰宁“比屋连墙，弦诵之声相闻，有不读诗书者，舆台笑之”，两宋进士41名，其中叶祖治、邹应龙为北宋状元，留下“隔河两状元，同堂四进士”佳话。将乐两宋进士44名，另有唐代进士2名，沙县宋代进士达到129名，可见文化教育已由闽北、闽西北向偏闽中地域转移，这也是闽西北三明地域成为闽西北客家区主体区域的发展趋势之一。科举活动的盛衰和中举及第人数的多寡，可作为衡量一个地区文风高下和教育水平高低最重要也是最客观的尺度，文化教育的兴盛对客家文化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2）闽西北客家区主体区域自身因素。第一，地理环境集聚客家先民的作用。一是西部武夷山脉的重重阻隔阻遏了唐末两宋期间的中原兵祸，为中原汉人流民提供避难之所。二是石壁一带地域以山地、丘陵、小盆地为多，尽管可耕地面积不大，但唐天宝年间宁化人口仅约5000人，留下较大空间的未耕作山地接受大规模南迁汉人，另一方面也因大面积可耕作土地较少，至南宋宝佑年间宁化人口增至11万以上，出现地少人多的严重矛盾，从而向外大量播迁客家人口，成为客家祖地。第二，唐末至两宋400来年的稳定农耕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和构建的宗法制社会，为重构中原文化、孕育客家文化提供文化生成条件。第三，如前所述，两宋期间文化教育的兴盛。（3）与闽西客家区的客家文化共生。唐末两宋以来，新的文化形态客家文化在福建西部山区（含闽西北、闽西）山区逐渐形成和成熟，形成一个大区域的客家文化生态圈，最终闽西、闽西北地域以客家文化为主要区域文化形态。客家文化为山区文化，因此，即使永安等地地连闽中，明代以后有闽南文化进入，但闽南文化属海洋文化或海岸文化，加之方言差异大，难为山区文化所兼容，加之永安长期隶属于沙县，又与闽西客家区交界，因此永安区域文化的主要形态仍为客家文化。闽北主体区域则在两宋形成以理学文化为内核，各人文社会和文学艺术兴盛发达，对福建和全国产生影响的一般汉文化区即闽北文化区，但闽西北客家区的思想文化则又属于闽北文化区。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郭志超先生指出：“在唐末五代以后客家先民进入闽西之前，宁化是闽北文化；在客家先民迁入后，逐渐产生客家文化；与此同时和此后，闽北文化继续融入，其中，宋代以理学为主的闽北文化逐渐主导宁化的精神走向。这不仅是宁化文化的演进序列，也浓缩着闽西客家文化的历史进程。”（为萧春雷新著《《世族春秋：宁化姓氏宗祠》所作的序言》）闽西北客家区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其主体区域在三明市境内，三明堪称客家大市。2、客家方言是客家的重要标志，但是，不能将客家的代表性方言作为判断标准，而忽视客家地区方言的复杂性。在地域广袤、方言复杂的客家地区，有的方言是客家方言的代表性方言，而有的地区的方言则是受客家方言所影响的方言，甚至有的方言还是对客家方言的形成产生影响作用的方言，因此，不应因为某一地区的方言不是客家代表性方言就否认该地区是客家地区。现今的赣、闽、粤连片地区的中心区客家方言，按语言特点可以划分为南北两片。南片是广东和闽西的南部三县（武平、上杭和永定），以及赣南的个别县；北片包括江西境内多数客家方言点和闽西的北片（宁化、清流及长汀、连城北部）。南片方言较为一致，作为人们意识中的客家代表性方言的广东梅县话实际代表的只是南片客家方言，因其使用的客家人多，而形成梅县话即等于客家话的观念。北片方言内部差异较大，客家祖地的宁化话则足可作为北片客家方言的代表方言。就三明市而言，三明市境内通行的方言主要是客赣方言与闽方言。宁化、清流、明溪三县为客家方言区，其他各县的方言多有过度性质。梅列、三元、永安和沙县为闽中方言片，受了客家方言的较大影响。大田的前路话可划归闽南方言片，后路话与闽中方言相近，桃源、太华和广平的一些乡村则通行客家话。尤溪县内方言状况复杂，闽方言各个片区的特点均有体现，汤川话则打上了客家话的烙印。建宁、泰宁和将乐受客赣方言影响，已经脱离闽方言区，是方言蜕变的典型例证。可见，在三明市境内，除了宁化等客家北片代表性方言区，其他县市通行的方言均受了客赣方言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三明市境内的客家方言，既有各种区别，但是，又都具有客家方言的一些共同属性，即中原古汉语痕迹，对此，已有不少语言学专家进行过考察且有不少著述。应该把方言因素放在更大的文化视野和方言视野来考察，而不是带着客家代表性方言这把尺子去“丈量”客家地区。3、不要将三明的一些历史文化名人与客家文化割裂开来。尤其是两宋时期传播中原文化，构建闽学的文化名人，他们中间有的直接参加客家文化孕育，或为客家人。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精英的引领和兴办教育的文化传播，很难创造出如此内蕴深厚的客家文化来，要研究他们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形成所作出的贡献。
　　二、建设客家大市的基础性工作
　　1、亟需摸清各县客家家底，包括人口构成、姓氏来源、方言情况、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群众对客家文化的认可情况，客家文化资源等。如，建宁县客家联谊会虽然是新成立的机构，但已经将本县人口、姓氏做了全面的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得出本县是客家县的结论。建宁县还在乡镇一级成立了客家机构，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田野调查。目前，各县存在经费缺乏、具有较强古文献阅读能力和具有历史学科背景人员也比较缺乏的两大问题，需要得到解决。2、加强对客家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开发、建设。对客家族谱、祠堂、寺庙、古民居群、古村落、古墓、古摩崖题刻、古道、土堡、廊桥，以及客家民俗、民间信仰等都要进行全面的调查，对早期的、重要的、有特色的客家文化资源进行重点研究和开拓性建设。这一工作多有进行，如宁化县对族谱的研究，清流县对马英九先生祖籍的研究，将乐对杨时的研究等；宁化县正在建设中的宁化海西客家始祖文化园和宁化世界客属文化交流中心，清流县以客家定光佛信仰为内涵的灵台山客家文化城建设等。其中，对建筑古迹的保护和建设（维修、开发等）应引起相当重视，如客家古村落、客家土堡等，它们是最集中的客家文化遗产，不要因经费匮乏和乡村建设中的非文化行为而被破坏、消失。3、旅游与客家文化的融合，不宜将客家文化与旅游景点割裂开来。如泰宁既是客家县又是旅游大县，可融为一体进行研究和宣传、开发。4、城市基础设施和文化传播须展现客家大市风采。三明城市建设已突飞猛进，但恢弘不及赣州、龙岩、梅州，须以特色取胜，建市以来已基本形成三明城市现代特色，却有城市叙事性缺位之缺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空间，较难看到对于历史、沧桑、故事和经验的叙事，宗教文化不浓，客家气息不强，在新的城市基础设施中，应设计一些能够带来文化记忆和文化联想的建筑物、园林，为闽西北第一个“州治”三明市区历代以后的文化积淀打下基础。5、加强对三明客家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客家网站、刊物要与客家大市的地位相当，还要建立一个人员较为稳定，学术性和服务性较强的市级客家研究机构，而不是以松散性的临时机构充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