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勇气和魄力

发展方式转型是当前与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转型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直接决定着2020年中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中国及时地推出了“十二五”规划。从规划建议稿全文来看，转型是中心，“十二五”将是实现转型的关键五年。
    “十二五”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一）“十二五”时期的机遇
    从国内形势看，“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较快的发展。一是劳动力优势。尽管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但“十二五”期间，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仍不会消失。二是资本优势。“十二五”期间，高储蓄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仍然有充裕的资本供给。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如果说过去30年，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那么“十二五”以及未来的更长时间，城市化将是主力。城市化的推进，不仅会带来经济的增长，还会带来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四是市场化不断推进，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会使经济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从国际形势看，尽管遭遇到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发展出现曲折，但全球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受到危机冲击，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呈现出不同步，二者的相对力量也在发生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按购买力平价，到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比重将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这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那就是，中国可以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治理与区域性的合作，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之相应地，中国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逐步改变全球的货币体系，这些无疑都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一个新台阶。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够实现成功的转型。
    （二）“十二五”时期的挑战
    尽管“十二五”我们面临很多机遇，但挑战依然严峻。从务实的角度，我们应更多地关注挑战。
    1.外部环境的挑战。如果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称得上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那么，经历了这次危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恐怕要告一段落。首先，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再平衡与结构调整、金融部门的修复、实体经济活力的重新获得，以及新增长点的发掘，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金融危机之后所产生的财政危机，也会拖累复苏的步伐。2010年的美联储年会后，一份集合了多名央行官员与经济学家智慧的最新研究认为，后危机时代将有“十年过渡期”。也就是说，始于三年前次贷危机所造成的经济颓势还将持续大约七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全球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下降。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在面临增长下滑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抬头。
    这表明，中国所面临的外部需求的萎缩并不是暂时的，而是一个会持续较长时间的“新常态”。作为前提的外部环境的改变，也使得“十二五”规划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扩大内需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且独立成篇。
    2.长期的高增长必须做出调整。从世界各国的增长历史看，1870—1913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是阿根廷，但其年均增长还不到2.5%；日本在1950—1980年的30年增长中，年均增速只有6.5%；韩国在1963—2002年的40年增长中，年均增速为8%。二战以后，共有11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持续高增长”。其中，经济增长率超过9%、持续增长超过30年的经济体有博茨瓦纳（平均增长率11.5%，持续32年）、台湾地区（平均增长率9.0%，持续33年）和中国大陆（平均增长率接近10%，已持续31年）。前两个经济体规模小，不具有可比性，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取得的增长成就世所罕见。
    从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与增长周期的角度，长期的高增长必须做出调整。比如，那些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也正是在经历过一个较长时期的高增长以后出了问题，如危机前泰国持续高增长31年、印尼持续高增长29年、马来西亚持续高增长27年。这恰恰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以后，需要进行主动积极地调整。事实上，这一调整在2007年年底就已经开始，但这一进程被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打断。“十二五”将是中国经济进行主动调整的关键期。
    我们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潜在经济的增长速度平均为 9.5%，其中，大约1.3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进入新世纪以来，环境消耗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2个百分点。考虑到低碳经济约束、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情况，未来1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将逐步降低到8%以下。
    3.增长失衡严重，中国经济面临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双重约束。过去30年中国增长奇迹值得欢呼，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增长失衡问题非常严重。这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失衡；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失衡；内外需之间的失衡，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失衡，等等。增长失衡问题导致未来中国增长面临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双重约束。一方面，经济赶超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结构失衡以及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另一方面，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分享的做法，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的不匹配。可见，无论是资源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约束，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会方面的约束，都意味着过去 30年的传统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在加速推进，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西欧早期工业化的时期，涉及的人口只有1.3亿，而中国当前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则要涵盖13亿人口。这样巨大的规模和体量，将会给资源能源与环境带来空前的压力。这无疑会对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形成自然方面的约束。
    与此同时，社会方面的约束也在增强。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其一，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在0.46左右，已经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其二，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但考虑到城市隐性补贴以及社保等因素，城乡差距还要大得多。其三，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处在一个逐步下滑的过程。这些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收入差距不仅成为扩内需与转变增长动力的瓶颈和障碍，也是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源头。
    “十二五”如何实现发展方式转型    
    面对诸多严峻的挑战，“十二五”期间该如何应对？笔者的看法是：
    （一）突破两难困局，旗帜鲜明调结构，给市场和地方政府一个确定的预期
    中国经济转型中一直面临着这样的两难：是为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牺牲结构调整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增长的协调、可持续而宁愿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速。换句话说，是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来适应较低的增长率，还是推高经济增长率来迁就不平衡的、扭曲的经济结构。
    现在市场上对于能否将结构调整“进行到底”还在打问号，地方上也在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决策部门就要明确态度，即为了调结构，可以牺牲一点增长速度。这个确定的预期，坚决的态度，有利于上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市场）一致行动起来，并使社会各方面做好认真充分的准备，较快实现结构调整。否则，如果大家三心二意，各方面只做权宜性的、应付性的对策，经济转型将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二）建立和完善体制机制是关键
    经济转型之难在于：如果只有政府的口号和指令，没有相应的体制机制，就很难推行下去。因此，建立和完善体制机制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
    1.政府要转型，特别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政府转型是指要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当前来讲，紧迫的任务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首先，政府性驱动不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对国有经济或地方政府的依赖尽管直接效果明显，但会带来财政风险。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承担。第三，政府性驱动还会致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效率不足，寻租腐败等问题。
    2.改变政绩评价体系。目前对于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还是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增长率。尽管加上节能减排指标，但还不足以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值得指出的是，即便中央一直强调科学发展，经济转型，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又面临着“速度不减，指标不降，排名不跌”的挑战，使实质性的转型很难推进。因此，只有弱化经济增长指标，考虑更多的社会性指标（比如居民收入增长率，就业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环保水平等），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绩评价体系，从而转变地方政府行为。
    3.更加注重发挥价格财税机制的作用。谈到发展方式转型，人们更多想到的是政府调控和政府作用。的确，政府在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再分配方面的作用是市场所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在提供制度保障（为人们的交易活动提供规范和准则，比如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方面，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过，考虑到发展方式转型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在掌握大方向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价格信号与财税激励的作用。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只有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上不会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只有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使地方财政有新的支撑，缓解地方财力、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才不会出现地方单纯依赖土地财政、畸形发展房地产的问题。另外从根本上，只有打破垄断，促进竞争价格信号才可能更加准确，从而更好地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供给的效率。
    借鉴转型的经验教训，以非凡的勇气与魄力推进改革    发展方式转型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并不罕见。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危机，这给美国的经济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于是从里根政府开始，推行多项改革，在经历了痛苦的转型和改革之后，差不多四届政府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转型。于是在90年代中期出现了美国新经济的繁荣。而当时的日本，正在蒸蒸日上，尽管石油危机也有冲击，但日本巧妙应对，特别是在企业内部挖潜改造上很下工夫，顺利过关。不过，正因为日本处在上升期，忽视了大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广场协议之后，结构性问题充分暴露，导致资产泡沫以及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出现了“失去的十年”，甚至是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的教训值得借鉴。尽管现在看起来中国的增长势头要远胜于发达经济体。但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也在调整结构与转变发展方式。如果我们不改或改得太慢，有可能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
    如果说日本结构转型太慢是教训，那么美国则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范例。比如，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就有罗斯福新政和很多结构性改革。特别是罗斯福治下，通过社会保险法，扩大就业及机会平等，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差距等方式，扩大了美国中产阶级规模。70年代滞胀的时候，美国政府也不遗余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型较为成功。今天的奥巴马政府，尽管仍处在后危机阶段，但却推出了影响深远的医疗改革计划与金融改革方案，彰显了美国政府的改革决心。
    从这个角度，中国政府应在“十二五”期间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变本轮危机为改革的重要契机。关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与答案都有了，现在需要的是非凡的勇气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