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涨价：越是涨价，越要富民

从当前经济形势来看，调结构、防通胀、保民生仍将是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重要议题。如何实现这几方面的平衡？不少专家认为，保民生尤其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仅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实现宏观调控整体目标的关键步骤。

提高居民收入是应对通胀的良方

与近来物价上涨形成对比的是，部分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近日表示，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GDP。上半年全国总工会一项职工收入调查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

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为突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不同收入阶层对通货膨胀容忍度和感受是不同的。对高收入高财富的群体来说,可以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调整财产的配置,从中不但资产值不会下降,反而受益。但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拿到的工薪除了生活开销外,如何拿出多余资产去不同资产种类间配置?如何取得投机性收益?因此,梅新育认为,中低收入阶层在通胀间承受的更多是损失。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表示，对于通货膨胀我们一定要警惕。但也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收入增长高于通货膨胀就不怕。对此，不少网友戏称：“跑不过刘翔可以，跑不过CPI万万不可以。”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通过“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的“两个同步”,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公共服务的公平性,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如社保、医疗、教育等在城乡之间分配的差距,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这些方针变为群众切实感受到的现实，在物价高企的当下变得尤为迫切。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调结构的关键

不少专家提出，提高百姓收入是我国目前发展的重中之重。必须通过收入政策的根本改革，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入手，提高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比重，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并做好社保、医保、养老保险等各项保障体制。现在宏观层面听到最多的就是“调结构”，从对进出口的过度依赖，从单一的投资拉动经济模式，向消费结构调整过渡。而拉动消费，最根本有效的是调整收入结构，也就是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从“国富民强”转向“国强民富”！

湘财证券的研究表明，解决消费问题最大的瓶颈在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虽然表面上看近年来我国社会零售总额一直增长，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中国的消费率近40%，离60%和62%的国际正常水平有很大的距离，也小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储蓄率过高，而在于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下滑。这需要从各个方面提高居民的名义收入与福利收入，并解决养老、医疗与教育的后顾之忧。政府在这方面的大规模投入会形成另一个倒逼机制：推动政府把口袋里的钱从投竞争性行业改放到民生上面，与民争利等诸多问题到时也能自然解决。”

《南方日报》评论也认为，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的根源在收入分配失调。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集中”的趋向:

一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4%提高到2008年的20%；

二是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集中。1996年~2007年,我国企业盈余份额占GDP的比重从19.3%上升到31.3%；

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

目前我国收入最低行业与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差距高达15倍。这“三个集中”最终导致“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前者由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后者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2007年的57.5%。

企业利润不断蚕食工人工资,结果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比例失衡难以避免。于是,一方面,企业在高利润的驱动下,必然导致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攀升。另一方面,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导致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消费支付能力不足。这样,生产能力的过剩与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必然导致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同样,劳动力报酬过低使人力资本得不到补偿,劳动力素质也就无法提高,从而阻碍了技术升级。因此,调结构的首要任务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因此，收入政策改革才是调结构的关键。“十二五”规划已开始注意到收入政策问题，十七届五中全会确立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原则预计将被写入“十二五”规划，从而让更多的人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为一种可期的目标。

 

 

警惕防通胀口号下的工资增长停滞

许多人担心为了防通胀,政策趋向可能转变,这是否有可能阻碍劳动者工资增长？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就此表示，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今年两会前和两会期间，还有今年上半年，中央领导和一些社会舆论，都普遍在呼吁要提高“两个比重”，要合理增加劳动者工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至今年7、8月，由于二季度经济运行速度稍有减慢，对三、四季度经济是否回落有所担忧，渐渐地，提高“两个比重”的调子有所降低。

现在，更有观点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要增加工资，而是如何保企业、保就业的问题。对此，我还是持原有的看法：不应把保企业、保就业与合理适度增加工资对立起来。因为中央一再申明，国家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调结构、转方式。中央领导也一再说，要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位置。这里就包含了提高“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合理增加工资等相关内容。

所以，只要是在经济发展、GDP继续增长、企业效益提高的基础之上，合理增加工资，合理提高居民收入，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之一。这一点不应发生动摇。

对于“增加工资就会进一步推动通胀、影响就业、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观点，苏海南认为是片面的：“我们都知道通胀一般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所造成的，或是某些方面商品供求短缺和囤积居奇垄断市场所造成的，并非由于老百姓收入增加所造成的。除非劳动者收入超过劳动生产率过快大幅度增长，政府又多印钞票，才会形成工资成本推动型通胀。目前，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因此，防通胀不应首先防在控制职工工资和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长上面，而是应该首先找准当前可能引发通胀的源头。比如，该控制货币发行量增加时，就应该控制；又如那些“蒜你狠”、“豆你玩”的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就应对其中的炒作因素采取措施。

“从宏观上来看，这些年，是利润侵蚀了工资，农民在收入方面更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给他们适当合理地增加一些收入，带有一定还账的性质，是不会影响到就业，也不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的。何况今年一、二季度GDP仍有较快增长，下半年也没有大幅下降的趋势。”《华夏时报》文章据此认为，现在具备继续合理提高工资，提高居民收入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片面过分地涨薪，除了前些时候部分外企、民企劳动者有所谓涨薪浪花外，并未形成所谓的“涨薪潮”。所以，不要把保企业、保就业、保增长的条件简单聚焦在控制工资、收入的合理增长之上。

当前，“十一五”马上要结束，“十二五”即将开始，还是要把企业的生存发展、就业、工资和居民收入增加等统筹考虑。只要“蛋糕”能做大，就应让老百姓收入有相应的增加。这是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和保持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一有经济发展速度的些微波动，首先想到的就是控制职工工资、居民收入的增长，而不是想其他的应对之策，将无法真正实行和实现经济结构特别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也无法实行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中国政府网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1日在广州解市场供应情况时指出，市场供求和物价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高度重视。国务院正在拟定措施，抑制价格过快上涨。他叮嘱地方有关负责人要千方百计保持供货渠道畅通，保证市场供应，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中国证券报》报道，有关方面最近将出台政策控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及各地政府可能跟进出台一揽子控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具体可能包括限价、“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价格补贴以及严惩囤积居奇等，尤其加大对炒作棉花和玉米行为的惩罚力度。

抑制物价更是政治和民生问题

还未到年底，媒体已经评选出年度汉字为“涨”。这个“涨”不是收入的“涨”而是物价的“涨”，“涨”得人心发慌，“涨”得人心焦虑。而这个让现实民生困扰万分的“涨”字，其实都和宏观经济的“胀”字脱不开干系。据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4.4%，年内首次突破4%，创25个月新高。其中，与百姓密切相关的菜价更是上涨了31%。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为每公斤3.9元，比年初上涨11.3%，比去年同期上涨62.4%。

数字不再是抽象的数字，已经传导至民生层面。对公众而言，基本的逻辑是通胀就是“钱毛”了，“钱毛”就是钱不顶用，钱不顶用就是物价上涨，物价上涨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用品上——菜篮子、米袋子、油瓶子……反推过去，当下老百姓的开门七件事，没有一样是不涨价的。

终于，有权威人士透露，权力要出手抑制物价了。这是个好消息，只要把物价降下去，尤其是那些攸关民生的食品价格降下去，人们才能安心和放心。尤其是，冬天来了，元旦和春节还远吗?这不是浪漫诗歌的呓语，而是现实生活的追问。寒冬腊月到春节年关，是国人消费的旺季，消费品是否丰裕、价格是否合理，最能牵动民意的聚集。民意顺畅，社会稳定一片和谐;民意不平，则易从腹诽变成民怨潮流，继而影响社会安定。

所以，抑制物价不单是经济学命题，也是政治和民生课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曾言：“我们无法说清我们预期了通货膨胀是因为有通货膨胀，抑或有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预期了通货膨胀。”看似拗口的这句名言说明了一个朴实的道理：通胀没有预期只有来临。因此，对于通胀，只有应对，没有应付。这是对决策者的警示名言，此时不要再谈所谓的预期，而要落实到解决通胀的举措上来。

市场经济的中国，不是没有经历过通胀的考验，遏制通胀、抑制物价也并非无策可循。就像新闻源中所说的那样，首先是权力有所作为，提供一揽子政策。不过，这一揽子政策应该从货币着手，毕竟“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语)。因此，公共政策需要掉转方向，不能再向市场超发货币，而应通过货币手段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抵御通胀的能力。除了增资，还有货币和实物补贴的综合运用。

通货膨胀是穷人的杀手，导致富人囤积居奇和穷人的购物恐慌。权力出手，就是要严惩囤积居奇的市场投机行为，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平复众生焦虑的市场心绪。(燕赵都市网/张敬伟)

管制能否管住物价上涨

应对物价上涨，方法有多种，世界各国常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价格管制，这是最原始简单的方法;二是通过财政、税收、货币等金融政策来调控，这是目前用得最多的方法;三是通过升值本国货币来减缓输入型通胀，这种做法很容易对出口造成影响;四是通过减税以提高经济效率来对冲通货膨胀的影响。

其中，价格管制以前不少政府都采用过，但很少有取得良好效果的。因为价格管制在导致市场定价失灵的同时，也否定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抑制了生产积极性，这注定了价格管制只能是紧急状态下的紧急措施，不可能成为常态下的正常措施。

应对通货膨胀，必须根据通胀的形成原因对症下药。我国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超发货币引起的，虽然对是否超发了43万亿货币存在争议，但对超发货币的事实本身却是没有争议的。面对物价上涨，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根本原因就是百姓本身还没有富裕，却遭遇通胀，导致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下降。

如果目前实行价格管制，必然会产生三大后果，一是打压了农产品价格，将挫伤农民种田的信心，会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二是多余的社会资金需要找出口，极有可能导致房价调控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导致其它商品的非理性炒作;三是会刺激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微观参与，将加剧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还会增加权力的寻租与腐败的机会。

目前，在“调结构”的背景下应对通货膨胀，物价管制并不是最佳选择。我认为，目前可以考虑采取综合措施，一是继续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配合加息;二是将人民币适当升值与减税相结合，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减轻百姓税负;三是进一步加强和加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提高。(郭文婧/新华网)

对农产品涨价喊“杀”不如疏导

股市和楼市中单调的经济泡沫正在全面铺开，流通性泛滥越过行业鸿沟，向实体经济渗透，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农粮、菜蔬首当其冲，价格洗牌已经在发生。

政府有意立竿见影地抑制物价上涨，执行的调控政策剑指供应和炒作，日前有报道称，国家发改委及各地政府可能跟进出台一揽子控价措施，具体或包括限价、“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价格补贴以及严惩囤积居奇等，尤其加大对炒作棉花和玉米行为的惩罚力度。

中央货币政策转型基调确定，由2009年8月份“适度宽松”向稳健和中性转折，显然这一转型并不容易，依靠更多的货币压抑的金融泡沫并未消弭，热钱仍在寻找任何一个可以炒作的标的，这是本轮物价上涨的大背景。

同期，农产品价格上涨却显得迫在眉睫，一方面农业生产机械化低，劳动力成本却在逐步提高，这一落差的代价是务农人员逐步流失，产量难以保障;第二，农业生产配套系统构建落后，化肥、农药价格迅速升高，而且缺乏完善的物流运转系统，导致农粮、蔬菜生产环节和中间环节成本提高;其三，国内与国际粮价存在较大价差，进口粮增加导致国外粮价传导输入。

在农产品“应该”涨价的时候，宽裕的流通性助燃，烧起了这一轮粮食、蔬菜价格上涨的火。

权且不提及限制物价提高和地方政绩挂钩后，会催生多少反市场规律的“暴力调控”，面对已经对农民越来越“没有吸引力”的农业生产，在机械化规模生产未实现和配送系统未建立之前，旨在依靠强制力抑制农粮和蔬菜价格，只能加剧农业劳动力继续流失，加剧今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

无独有偶，由于国内货币政策趋紧遭遇美国第二轮货币宽松政策，中央政府压制国际热钱进入的压力增加，棋出险招，只能压制证券和地产“牛市”的来临，降低热钱入境炒作的冲动;在这个背景下，也就无暇顾及国内多余的资金向实体行业渗透。CPI的迅速增长，已经堵住了通过金融手段迅速收缩流通性的可能，“负利率”时代，利率对于资本变得毫无吸引力，而这部分流动性如果继续流入股市和楼市，将无法避免地引发国际热钱席卷而来，国内市场将成为“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饕餮盛宴，为金融泡沫推助的一派虚假繁华全部买单。

这就使得，将农产品价格上涨控制在有序范围之内，在目前的背景下成为次优选择。由于国内的粮食价格与国际粮价并未挂钩，国际热钱通过粮食期货炒作进军国内的途径基本被堵死;蔬菜作物由于生产和销售环节分散，大规模的热钱难以植入，实际上将热钱炒作的范围限制在生姜、大蒜等“一季生产、易于囤积”作物和玉米、棉花等经济作物范围之内，并不会大规模殃及粮食作物和普通蔬菜。

从这个角度讲，限制农产品涨价实则无的放矢，政府或已有意促成这一轮价格洗牌。对于农产品涨价喊“杀”不如疏导，粮食作物和菜蔬产品价格上涨，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无疑对于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以及粮菜配送系统的完善，有正面的推动作用，这也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能体现出来的最大功效。(新快报社论)

控制物价“组合拳”应先砸向油和气

通胀之下，民生多艰，遏制物价上涨是政府应尽之责。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控制物价须区别对待，对于价格随行就市的市场化产品，可以采取经济手段(扩大供给、减税、发放补贴等)间接控制物价上涨;对于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非市场化产品，则可采取价格手段直接予以限价。相对而言，政府部门更应该对后者施以价格调控“组合拳”。

从上述报道看，将被政府价格调控“组合拳”砸到的，可能恰恰是市场化产品，非市场化产品则可能免遭“拳击”，比如汽柴油、天然气。上月底，在巨大的通胀压力下，汽柴油价格竟然“逆势”上调。此番成品油价上调，可谓此轮物价上涨的一个“里程碑”油价上调之前，物价上涨还是分散的、局部的，“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之类，油价上调之后，物价马上呈普遍上涨态势。这并不奇怪，成品油是基础性生产资料，其价格上调必然引发连锁反应，有关方面所说 “成品油价上调对物价影响很小”云云，不过是例行的套话罢了。

成品油价上调后立即迎来新一轮持久的“柴油荒”，这大概是有关方面没有预料到的。至于“柴油荒”的成因，连日来有许多报道称，其实是由中石油、中石化等主营单位操控而起，这种操控手法堪比“股票坐庄”。我国炼油行业产能过剩，石油巨头油库里也有油，但却实行限量供应，致使“柴油荒”愈演愈烈。石油巨头实行的“限量供应”算不算囤积居奇，该不该受到严惩?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着国内汽柴油供应，“油荒”频现，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并推动了物价上涨，该不该有人对此负责?

天然气价格同样令人愤懑。通胀压力早在今年初便已呈现，但在今年5月份，国家发改委却发布了《关于提高国产陆上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的通知》，为各地天然气涨价定下了基调、提供了依据，于是，北京、兰州等多个城市相继举行天然气价格听证，结果无不是赞同涨价。天然气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其价格上涨引发的连锁反应不难想象。我们已经看到，韩国政府为了应对“泡菜危机”，两项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把燃气费平均降低4.9%。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政府部门一方面要控制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又提高非市场化产品的价格，如此左右手互搏实在让人看不懂。从严格意义上说，政府有权对非市场化产品予以限价，却无权对市场化产品予以限价。所以，相关部门理当首先做好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亦即首先管好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产品的价格，否则，你有什么理由和底气去打击、惩罚其他产品的涨价?更重要的是，专捏市场化产品这只“软柿子”是本末倒置、避重就轻行为，是控制不了物价的。比如，汽柴油价格上涨了，快递公司的成本增加了，快递业务涨价势所必然，岂是政府部门可以强行控制的?(每日经济新闻/晏庆盛)

缓解物价上涨需要“两拳出击”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我国10月宏观经济数据，居民消费指数同比上涨4.4%，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10.1%，蔬菜价格涨了31%，创两年来的新高。由于受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多重因素影响，防控通货膨胀可能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流动性充裕和通胀预期较强背景下，要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通过“内外并举，两拳出击”，切实缓解物价持续上涨的问题。

治理当前的通货膨胀，需要内外并举，双管齐下，两只“拳头”出击。

一方面，我国要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有效性和针对性，应对不同环境下的外部冲击，缓解外部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要充分利用G20国际平台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避免一些国家以邻为壑引起国际金融振荡。要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大宗农产品的谈判能力和定价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要严格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大对超速资本流动性环境的治理力度，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减缓热钱流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既解决企业海外投资融资难的问题，又减轻“外汇占款”所引起的通胀压力。

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多项措施，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方面“双管齐下”，缓解国内致使物价上涨的多重压力，提升政府治理通胀的驾驭能力。要全面认识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流动三者的内在联系，统筹处理银行利率调整与汇率改革间的关系，在引导国内资本合理流动的同时，也要防止国外短期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引起的流动性过剩风险。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收入分配制度、资源能源价格机制等改革要采取渐进方式，减缓叠加效应。要引导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增强消化高成本的能力，防止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所造成的物价过快上升。当前，要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引导大量富余的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缓解潜在的通胀压力。政府要合理引导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防止搭车涨价和乱收费推高通货膨胀，避免物价高涨引起经济剧烈振荡和心理恐慌。(人民日报海外版/辜胜阻 作者为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