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国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

永安是闽中历史悠久的古城。
　　抗日战争时期，它从 1938年 8月至1945年5月作为福建省临时省会，长达七年半之久，以名人荟萃、抗战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开展而声震东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台湾同胞，携手并肩，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冒着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和顽固派的迫害摧残的种种危险，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繁荣东南文化、振兴中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抗战时期，永安的出版发行事业非常兴旺。有改进出版社、建国出版社、福建青年出版社、战地图书出版社等大小专业出版社近30家；还有省政府公报室（后改编译室）、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等近20个省属机关、学校设立的编辑单位。有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华南通讯社、永安联合新闻社、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等四家新闻通讯机构，以及新闻学会、记者公会、教育学会、民众教育馆、戏剧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学术研究所、艺术社、木刻协会、诗社、剧人协会、工程师学会、文化驿站、经济学社、社会学社、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
　　抗战期间，这些新闻、出版、编辑机构和文化团体先后在永安编辑出版了《老百姓》、《福建民报》（后改为《中央日报》福建版）、《人报》、《建设导报》、《民主报》、《中国儿童时报》等12种报纸和《改进》、《现代青年》、《现代文艺》、《新福建》、《国际时事研究》等129种期刊。此外，还编辑出版了800多种各类专著。其中各种丛书、丛刊近40套。永安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永安出版的这些读物，种类繁多，发行量大，多数能够配合形势，以抗日、民主、团结为主题，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许多作品和专著出自名家之手，文字酣畅，时代感强烈，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学术价值。永安出版的这些读物，不仅种类繁多，发行量大，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学术价值。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在永安各进步刊物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著名作家、学者，先后有100多人。他们当中有：郭沫若、马寅初、千家驹、巴金、王亚南、戈宝权、公盾、邓初民、艾芜、艾青、冯雪峰、冯牧、石西民、司马文森、羊枣等。
　　随着出版、印刷行业的蓬勃发展，抗战期间，永安大小印刷所竟达20家，其中不少印刷所有铸字、制版等设备，还能承接外地刊物和书籍的印刷业务。
　　永安的图书发行也非常兴旺。当时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民主报社等都设有营业处、服务部等，兼营书刊经销业务；此外还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永安支馆、古今书店等17家书店。
　　抗战时期永安戏剧团体有话剧团、评剧团、歌咏团、音乐团、巡回团、特教团、研究会等10多个，经常配合抗战形势，深入战地、乡村宣传演出。省教育厅戏剧教育委员会先后组建的3个“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足迹遍及八闽大地，他们先后到5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演出700多场，观众达150多万人次。他们除演出话剧外，还兼带电影放映、图画展览、体育表演、文字宣传、通俗讲演等。此外，他们还通过开座谈会，办短训班、讲习班等方式，为各地培养剧运骨干，推动了全省话剧运动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仅1941年一年在永安各出版物上发表的剧本就达70多种。永安各戏剧团队移植、改编、演出的剧目有200多种。其中如曹禺、丁玲、陈白尘、洪深、熊佛西、老舍等人的著名剧作，在永安及各地演出都深受欢迎，影响甚大。
　　抗战期间，永安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发展。省会迁至永安后，新办了省立永安中学、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后改国立）、省立师范学校、省立农学院等多种中高等学校。这些中高等院校的青年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学习知识，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和民主活动。宣传八路军“百团大战”辉煌战果。响应重庆冯玉祥将军发起的“白沙献金”活动，鼓动民众损募款物，支援前线。
（二）
　　永安的抗日文化活动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鲜明的特色。
　　空前伟大、空前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促成了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联合，也促成了文学艺术工作者“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福建省会内迁后，相继从各地云集永安山城的抗日文化队伍，体现了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在这支队伍中，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如卢茅居、邵荃麟、羊枣等；有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学者，如黎烈文、董秋芳、王亚南等；有富有正义感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如程星龄、沈铭训、汪德耀、李由农、沈炼之等；有支持抗日、追求进步的国民党文化官员，如郑贞文、朱宛邻、颜学回等；有爱国绅商，如江子豪等；还有一大批热情奔放、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队伍，面对敌机轰炸，面对饥寒贫病，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在闽中山城谱写出一曲又一曲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战歌。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有一个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进步力量的核心。
　　永安成为当时东南抗战文化中心，并非偶然。在其开创时期，坚持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抗日文化迅速发展的有利形势下，福建省文化界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和老党员团结了为数众多的进步作家、新闻工作者、革命知识分子，其中有一部分骨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化老战士及知名学者，依靠他们的社会关系，使重庆、桂林与福建之间文化人的交往和相互支持起了桥梁作用。同时充分利用永安在政治、文化诸方面的有利条件，起到了它所能起的独特作用。
　　皖南事变前，中共东南局文委领导人邵荃麟委托王西彦来永安开辟抗日文化宣传阵地。在王西彦来永安之前，邵荃麟交代了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指示要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一九四○年五、六月间邵荃麟来永安，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战斗。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皖南事变前夕，邵才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携家眷撤离福建，前往桂林。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永安抗日文化的开展十分重视，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战斗岗位，都有党领导下的核心，他们带领广大文化战士，朝着同一的斗争目标，为繁荣福建和东南文化，为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胜利而努力奋斗。
　　永安抗战活动充分利用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化阵地，从事灵活多变，既含蓄又有明确针对性的斗争。
　　由于福建政治的某种特殊情况，利用官方或半官方的社、馆、报刊作为宣传抗战，振奋人心，进行文化思想斗争的阵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最好形式，没有这些立脚点，求生存就成为一句空话。经郁达夫推荐来福建的进步作家董秋芳在抗战爆发后，一直担任省政府图书馆馆长，后来还兼任《民主报》副刊《新语》主编。他就是十分机智地利用这块在官老爷鼻尖下的小“窗口”作为传播抗日文化的阵地。凡是进步的新书无不购买，让读者先睹为快。在这里禁书不禁，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虽然不能公开陈列，却可以读者看到。图书馆不但“使广大读者得到抗日思想的熏陶，而且经受了革命民主思想的启蒙。”他把利用官方阵地，以传播抗日进步思想为一大快事。
　　在党的领导下，永安进步文化人在当时情况下，几乎都是采取利用官办或半官方的形式。
　　早期抗日刊物《老百姓》，是由当时地下党员陈培光发起和组织筹办的。参加者有地下党员也有党外进步分子，自筹经费，惨淡经营。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底到一九三九年底，约一年多时间，由油印而铅印，内容通俗新颖，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继起的改进社是官办的出版社，编辑人员地下党员或民主进步人士。后来创办的东南出版社是刘建绪出资支持的，主要负责人是曾任县委书记的地下老党员李达仁和刘的秘书谌震。国民党省政府的《民主报》完全是官方报纸，但主笔是羊枣，副刊编辑是董秋芳，他们可以利用官方报纸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对官方文章亦可巧妙地改变其意图，实践证明这是隐蔽斗争的好形式。
　　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与重庆中心文坛，及桂林、成都、昆明、曲江等重要文化据点，起着互相配合、遥相呼应的作用。
　　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自领导下，在文化这一重要战线上倾注了不少心血，领导和推动了整个国统区抗日进步文化运动。永安与重庆中心文坛及桂林等文化据点，通过各种渠道，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一是互相设立文化分支机构，业务往来频繁，特别是新闻、出版，发行界往来尤为密切；二是文化人士互相流动，信件来往不断，永安不少刊物辟有“文化消息”、“学术界动态”、“作家短简”等专栏，经常介绍各个文化据点的讯息；三是文学作品交叉发表，并注意加强文学作品评价和书刊广告宣传；四是在一些重大活动上互相声援，遥相呼应。如《新华日报》举行“义卖献金日”活动，几次文艺理论论争，批判“与抗战无关”论和“战国派”文学，声讨汪伪投降卖国罪行，开展女权问题争论，桂林“秦似出走事件”，冯玉祥发动“白沙献金”运动，筹募基金援助贫病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传播和讨论，抗战后期广泛的民主运动，等等，当时在永安都有强烈的响应，并发表了大量文章。由于各地进步文化界的紧密联系，互相配合，在斗争中加强了团结，使以重庆为中心的整个国统区文化界结成了一个整体。
　　永安是整个国统区抗日进步文化运动在东南的一翼，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据点。它的历史作用是应该受到应有和充分重视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长达七年之久，其时间之长、活动内容之丰富，出版物之多、作者阵容之大、作品战斗力之强、思想政治斗争之激烈，较之当时的国统区，可以说仅次于重庆和桂林。它无愧为我国抗战时期我国东南抗日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