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等四则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我国的比较优势仅理解为拥有“无穷”的廉价劳动力，广袤可供不计成本使用的土地，以及各种廉价供给的资源。然而，中国的劳动力开始呈现老化趋势， 劳动力成本已经开始大幅上升，沿海地区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几近枯竭，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能源（石油）和矿产资源（铁矿石）大规模依赖海外市场，凡此种种已经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因此，依据这种粗浅的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误导。 
　　其实，换一个角度，若从经济整体来看，我国也有着巨大的、众多其他各方面的优势。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优势也是毫不逊色的。 
这表现在大国的特有优势。诸如：拥有世界排名前列的庞大国土面积，拥有世界上最为众多的人口，因而拥有十分广阔而纵深的市场潜力，也拥有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积累形成具有相当实力的制造业骨干企业，以及作为支撑的科教体系等。 
　　说白了，就是相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我国潜在的规模经济优势极为显著。如果要说比较优势，这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要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方面的“比较优势”。 
（摘自《解放日报》）
 

　　　　　　　　　　　　　　　　强求“贫富混居”不如缩小贫富差距


　　有报道称，为避免在客观上形成“富人”与“穷人”被隔离开的现象，武汉市今后无论开发什么楼盘，都将采用富人与穷人混居的方式进行。 
　　武汉市政府意识到贫富分居所隐含的危险，并着手解决的做法令人欣慰，但结果如何，恐怕还要面对一系列的考验。首先，配建的经适房能否分配给真正的穷人就是个问题。当经适房处在城市边缘地带时，尚且成为权贵眼中的“唐僧肉”，若是配建在城市中心地带，其后果可想而知。退一步讲，即使穷人和富人能够“混居”在一起，他们能否和谐相处也不容乐观。贫富之间的隔阂主要不是来自地理上的距离，而是来自消费水平、生活习惯上的天壤之别。 
　　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分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贫富悬殊。落差太大，即使混居，也不可能真正和谐。因此，政府要想化解这方面的社会矛盾，还是应该在缩小贫富差距上下功夫。
（摘自《北京青年报》 


　　　　　　　　　　　　个人所得税国外怎么征

　　美国：富人是个税缴纳的主体，美国的富人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缴纳的主体，个税收入的六成来自最富有和高收入的人群。目前，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总收入约占美国家庭收入的19%，但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美国个税总额的39%;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总收入约占美国家庭收入的56%，但他们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占美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总额的86%。
　　美国根据个人收入情况逐步提高税率，以此减少低收入者的负担，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过快增长。其最基本的原则是收入多缴税多，收入低的可以先缴税后退税。美国不仅考虑个人的实际收入，还十分重视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儿童的因素。
　　日本：对个税设立了不少扣除项目，日本税制中，对于个人所得税也设立了不少扣除项目。总的来说有两类，一类是对人的扣除，一类是对事的扣除。前者的主要目的在于照顾低收入者的生活需要。它具体分成基础扣除、配偶扣除（日本很多女性不工作）、抚养扣除、残疾扣除和老人扣除等。而对事的扣除，主要是为了应对某些突发事件，具体有社会保险费的扣除等。
　　这就是说，尽管很多日本人年收入相同，但如果抚养的子女人数不同，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不同，需交纳的所得税税款也就有很大不同。
德国：收入越多，缴个税越多，根据德国法律，所得税因个人收入多少缴纳的比例不等，收入越多的，缴税比例越高。
　　德国对不同家庭情况采取不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但是有几种情形可以减少个人收入所得税，包括：已婚家庭但拥有18岁以下子女，或者子女在27岁以下但仍在上学的以及子女没有收入的;向德国机构捐助政治款项或者慈善款项;不可抗拒的特殊高额开支（如生病）等。
　　在德国，所有有工作的人都要参加失业、退休和医疗保险，这三大保险是由雇主和雇员平分的。工资收入不包括雇主为雇员缴纳的三大保险金，雇员缴纳的三大保险金属于个人所得税涵盖的范围，但这部分个人所得税有一个最高限额。
　　（摘自《人民日报》）


　　　　　　　　　　　　　　芬兰为何“无贪腐”

　　进入２１世纪，芬兰人不必再以“莫洛托夫鸡尾酒”对抗一度入侵的苏联坦克，而是以诺基亚（Ｎｏｋｉａ）手机征服俄罗斯，甚至征服了全世界。 
　　芬兰已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芬兰的“社会创新”横扫全球，“无贪腐体制”成为芬兰清廉政治的指标，社会福利政策几乎达到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境界。 
很多国家都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芬兰可以？囿于历史、文化、语言、地理的隔阂，许多专家学者都百思莫明。最近，由芬兰政府委托１００位学者专家共同撰写的《芬兰的一百个社会创新》，指出了端倪。 
　　这本书，由台北阳明大学教授洪兰女士翻译成中文，交由《天下杂志》出版。笔者为撰述导读，详细读完这本由芬兰人现身说法的“小百科全书”，才深切体悟丹麦神学家齐克果的说法：要抓住问题的本质，而非表象。 
齐克果说，本质如同鱼钩，深沉在水面之下，表象只是浮标，必须从“圈内人”的观点掌握问题的本质。 
　　芬兰人以清廉政治为傲 
　　以芬兰人最引以为傲的清廉政治为例。芬兰的政治文化要求公共政策的形成务必透明化，不允许暗盘妥协或黑箱作业。 
　　芬兰地方自治的基层民主，使人民勇于参与公共事务；媒体报业的发达形成公民监督机制；中高等教育的普及使人民养成守法习惯。各乡镇普遍设立的图书馆成为资讯交换中心，适时的金融立法使犯罪无所遁形。 
　　独立的司法体系不受政治干预，对“财产来源不明”追根究底，更不用说人民对清廉政治所持的高标准。 
　　芬兰之所长，正是台湾之所短，“反贪腐”必须深植于制度与思维之中。“塑造廉洁政治与透明的金融体系”，已成为全球的主流价值。 
政治、企业、民间成铁三角 
　　贫穷与犯罪往往互为恶性循环，如果关在监狱的年轻囚犯人数超过大学生人数（美国黑人社区就是如此），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希望与未来。 
　　芬兰努力营造“没有贫民窟”的社区体制，提供住房给无业游民居住，设立基金会给贫民房屋贷款，通过“担保基金会”给有前科的人、吸毒者、精神病患者以贷款保证。 
芬兰基于“人权立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其他社会安全网不够完备的国家具有示范作用。比如以“社会信用”政策给予破产者低利贷款或延后付款；对“３％的芬兰人”（绝大多数是单身、离婚、独居的男性社会边缘人）施以特别照顾等。 
　　芬兰的国家竞争力植根于深层的人文、教育、文化与音乐传统。芬兰人民善于使用图书馆资源，每一乡镇的公立图书馆联结成全国资讯系统。免费的学童营养午餐，既减轻家长压力又培养健康的国民体格。 
　　小国芬兰有１００多家音乐专门学校，４００所成人学校，以宏观战略设立的“独立纪念基金”与“国家技术局”，成为创意火车头。 
加上非营利公益团体如“可能性的市场”、“和平站”、“饥饿行动日”等，形成活跃的“第三部门”，使政治、企业、民间团体形成铁三角，造就了令人赞叹的“芬兰社会创新”。 
　　有８０％的芬兰人参与志愿者运动，被称为“ＮＧＯ天堂”并非浪得虚名。 
在近代史上，芬兰一直是俄罗斯与瑞典强邻竞逐的战场，俄、瑞两国曾在《哈米那和平条约》中将一个边界城分割为二，芬兰部分称为托尼欧（Ｔｏｒｎｉｏ），瑞典部分称为哈伯兰达（Ｈａｐａｒａｎｄａ）。 
　　从上世纪６０年代起，这两个城市的居民开始共用休闲设备；上世纪７０年代共建废水处理厂，两城的学童可以互相就学选课。上世纪９０年代，这里撤去边界岗哨，改建成商业百货中心，互通有无。按目前进程，托尼欧·哈伯兰达正逐渐结合成一个双子城。“边界不是一个障碍而是一个可能性”，双子城的成功故事给其他国家的边界冲突留下一个和平典范。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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