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U形演化轨迹

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瓦解封建统治基础，立即着手进行土地改革，于1953年3月完成对地主占多数、分散经营、缺乏农业再生产能力的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改革，把土地分给全国贫苦少地的农民。以福建省为例，“土改”前“占全省农村总人口5.8%的地主、富农，以及各种形式直接间接地占有61.3%的田地（包括公轮田）；而占农村人口90.8%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总共只占38.7%的田地。”（《中共福建地方史》，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7页）“土改”后“地主从每人平均占有18.66亩土地降到1.47亩；富农从每人平均占地5.88亩降到2.49亩；中农从每人平均占地1.53亩提高到1.95亩；贫农从每人平均占地0.67亩提高到1.87亩；雇农从每人平均占地0.24亩提高到2.1亩。”（同上，第65页）基本实现几千年以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土改”以后，农民发挥小农个体私有制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取得很好的收益，“全省粮食总产量达74.4亿斤，比1950年增加12.2亿斤，增长19.6%；林、牧、副、渔各业也分别比1950年增长350%、56%、28.4%和117%。”（同上，第66页）在摧毁封建统治以后，毛泽东并不满足，继续不断革命，还要消灭资本主义，带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8月马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地经过未改变土地私有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建立改变了土地私有性质的以土地入股分红、实行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至1956年二三月间，全省入社农户达2297757户，占总农户的82.68%。”（同上，第138页）“本省已基本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福建日报》，1956年3月17日）初级社的规模大约在每社20—30户左右。初办农业合作社，焕发出农民集体生产的一方面热情，农业生产一时呈现增产态势。毛泽东因此认为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为继续促进农业生产，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又急急促促地扩大社的规模，通过并社过渡到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1957年3月18日，全省已办12395个高级社。入社农户2345008户，占全省总农户的84.23%。”（同上，第142页）高级社的规模约在每社250户上下，其特点是土地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完全社会主义性质。此时“左”倾冒险主义已膨胀到无可复加的地步，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八年八月）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建立“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于一身，政社不分的人民公社，公社平均4290户，有的大得吓人，“莆田县涵江人民公社，计34972户、17万多人口，”（《中共福建地方史》，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94页），甚至整个县就是一个公社，如被推为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典型的徐水县。农村人民公社以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土地、自留地、宅基地归公有，供给制为主体，“吃饭不要钱”（吃食堂），分配平均主义，无偿平调土地、各种财产、劳动力。全国部分县甚至制定了三五年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计划，实行十几种供应和需要由公社免费全包。

然而，共产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弊病很快显现出来，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平均主义分配形式，使得富队和穷队拉平，户户一同遭穷，瞎指挥大呼隆，农民收入反而比人民公社前下降。广大农民实际很不满意。毛泽东和党中央发现了人民公社的问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上下深入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草案）》，对人民公社“刹车”，规定“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在生产大队范围内，除生产队和社员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外，一切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属生产大队所有；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从整个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下降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全国大部分地区采取“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办法，处理生产大队与生产队的经济关系问题，即生产大队把土地、劳动力、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超过“三包”指标的给予奖励。这样即使基本核算单位由人民公社降到生产大队，仍然存在分配上手续繁多，并且不能从根本上处理队队（指生产队和生产队）间的平均主义，富生产队生产的超产粮食，上交大队奖不回来几粒谷，由低产的穷生产队拉平了，群众说“三包一奖”不如“三包一瞒”，仍然弊病多多。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继续对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纠偏，于1962年2月13日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于9月29日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修正草案）》），进一步缩小集体所有制范围，继续下放基本核算单位为“生产队”，并且“至少三十年”不变，“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六十条（修正草案）》规定生产和核算单位为二三十户规模的生产队，缩小了“大锅饭”，一定程度解决平均主义，调动了农民一些生产积极性，稳定了农民情绪，使中国农业生产在此后近20年间，其间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保持低位增长，农村比较平稳。

在农村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断升级变化的30年间，农民对不管是哪种大而公的所有制形式一直是有抵触的，私下不间断试验各种形式的“单干”，中共领导人中亦有不同程度支持“单干”的，如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但都上纲上线地以“单干风”和“走资本主义路线”受到批判和压制，致使“单干”无法实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三个有利于”后，才破除了“大公”的观念，实行“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使用权、经营权下放到户，破除了“大锅饭”。从而基本上消除各种形式的平均主义，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村出现突飞猛进发展，“1985年全省农村为社会提供价值达77.8亿的商品，商品率达62%，主要农副产品收购总额38.93亿元，比1978年增长1.3倍。”（同上，第742页）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农村生活较大改善，不仅有力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而且有力支持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和城市化进程。。

从以上匆匆述及的农村基本生产资料（指土地、山林、滩涂）所有制演化轨迹来看，有一条明显的线路，“土改”后的土地私有制—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社会主义公有制—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六十条（修正草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U”型轨迹，其中以“土改”后的农村基本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一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对应的接近的另一端，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与《六十条（修正草案）》生产队相对应（都具半社会主义性质），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与《六十条（草案）》生产大队相对应（都具社会主义性质），农村人民公社处于“U”型的最底端（具共产主义性质）。“U”型轨迹往下走，是公有化过程，往上走，是私有化过程。现阶段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只差那么一点，就回到了农村基本生产资料私有制演化轨迹“U”型的另一个顶端，达到与“土改”后的农村基本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等的程度，即农村基本生产资料小农私有制。

那么，能不能走到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世界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公元一世纪中叶，日耳曼蛮族征服西罗马帝国后，把氏族定居的原始村落变成按地域定居的农村公社，叫马克，马克土地所有制规定村社土地归马克所有，村社社员只有使用权。结果不久，马克土地逐渐成为村社社员的私有财产。这和现在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样的，土地归村集体所有，村民只有使用权。那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会不会也像马克一样，向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这要看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实行能否有更大的潜力，更大的效益，如有，那是可以走到的，不管是小农私有制还是大农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