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黄文炳·洪教头

王伦·黄文炳·洪教头

 

林 桢

王伦、黄文炳以及洪教头都是《水浒》里的人物，本来是毫无关联的，不知怎的，我的脑子里却经常把他们连在一起，只不过因为他们身上都表现出人的一种劣根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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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号称“白衣秀士”，没什么本事却坐上了梁山泊的头把交椅。对火烧草料场、杀了几个处心积虑迫害自己的“官家人”后不得不上山避难的林冲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为确保自己的“权威”地位，借口“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后误了足下”，拒绝林冲入伙。一着不灵又生一计，逼着林冲要交“投名状”，即要林冲到山下杀一个人，将头献纳，明知山下行人稀少，要找到合适的对象实非易事，却“与你三日限，若三日内有投名状来，便容你入伙；若三日内没时，只得休怪”。在林冲头两天一无所获时，王伦对此早成竹在胸： “想是今日又没了。我说与你三日限，今已两日了。若明日再无，不必相见了，便请挪步下山，投别处去”。其心胸的狭窄和迫不及待借难以完成的“任务”逼走人才的心态跃然纸上。只是在林冲第三天遇到杨志，两人势均力敌斗得不可开交时，王伦才出于“若留林冲，实形容得我们不济，不如我做个人情，并留了杨志，与他作敌”的盘算允许林冲上山，坐了第四把交椅。后来晁盖等人劫生辰纲事发，也上山避难，王伦故伎重演，林冲终于忍无可忍，一刀将其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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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炳却是另一种读书人的典型。他“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妒贤嫉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又一心结交权势，“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的儿子，每每来浸润他，……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你要说他没水平也不尽然，他能从宋江酒醉后随手乱涂的诗里上纲上线，发挥歪才牵强附会，深文周纳出“反诗”的结论，并依据童谣，无中生有，必要置宋江于死地而后快：“急差人捕获，下在牢里，却再商议”。宋江装疯避祸，黄文炳一再落井下石，严刑拷打坐实了宋江罪名。当梁山诸好汉想方设法营救宋江时，又是黄文炳识破假的蔡太师信函，使宋江、戴宗被押上刑场，命悬一线。

应该说，王伦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林冲一上山，他就敏锐地感到地位受到威胁：“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没十分本事，……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于是乎不择手段排挤、刁难。相形之下，黄文炳的行为更加等而下之。不能说黄文炳肚子里没有墨水，只要看他解读童谣的那几下子就足以证明此公的功力：“‘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明明是个‘宋’字；第二句‘刀兵点水工’兴起刀兵之人，水边着个‘工’字，明是个‘江’字。这个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诗，明是天数，万民有福”。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不由当官的不信。只是这两个人的“才”都用错了地方，一个唯恐别人超出自己，所以百般压制，要在其没成气候时就赶得远远的，不能让他的才能在自己身边有施展的机会；另一个就更卑劣了，捕风捉影，望文生义，一心要置素未谋面、与其毫无利害关系的宋江于死地。黄文炳以害人来显示自己的精明，其目的无非就是借此博取上司的赏识而已，他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蔡九很明白地告知黄文炳将在给父亲的信上“荐通判之功，使家尊而奏天子，早早升授富贵城池，去享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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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教头在《水浒》中只是一个陪衬人物，所用的篇幅很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但其性格中狂妄、不自量力的一面却刻画得相当成功。林冲刺配路过柴进庄子，洪教头全然不顾其主子柴进对客人的尊崇，先是大模大样，继而百般叫嚣，咄咄逼人，无非是诋毁别人徒有其名，难当八十万禁军教头称号，只有我“洪老师” 的武艺才天下第一。待到柴进鼓动两人比试并拿出25两的大纹银做赌注，洪教头“深怪林冲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又怕输了锐气”，摆出“把火烧天”架势，来势汹汹，恨不得一棍把林冲打翻。只可惜本事不济，没几个回合就被林冲一棍子扫到小腿，“撇了棒，扑地倒了”，只落得“众人一起大笑”，只能“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洪教头的动机里面，除了无知引发出的狂妄外，还有“深怪林冲来”的成分。怪什么呢？无非怪林冲来抢了他的风头，动摇了他的“权威”地位，这点倒和王伦有几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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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冲杀王伦时，愤怒地把这些行为称为“笑里藏刀，言清行浊”，其实质是“妒贤嫉能”，可谓一语中的。

概言之，王伦没本事却有些自知之明；洪教头既没本事也无自知之明；黄文炳却有些本事但心地险恶，唯其如此，这种人才更显得可怕。善于揣摩主子的心思，不择手段地卖弄邀功是这种人的特点，只要自己能爬上去，哪管别人水深火热家破人亡，“用鲜血染红顶子”正是这种人的鲜明写照。王伦排挤人是用了貌似公平的方式；洪教头则是当面锣当面鼓地叫板，这是文人武人处世方法的不同。与黄文炳的阴险狡诈相比，这两人怕只能算是小儿科。你看黄文炳紧跟领导，肚里的几分墨水全用在揣摩领导的心思上了，稍有心得就屡屡向领导交心汇报，礼貌又周到得很，对仅任知府的蔡九也恭恭敬敬以“恩相”称之，说出来的话又冠冕堂皇，骨子里满怀私心，表面上打的却是一心为国家社稷着想、为黎民百姓担忧的旗号，真有点“想领导所想，急领导所急”的味道，领导心中安能不受用？安能不爱之念之？且其害人全在暗处，摇唇鼓舌，搬弄是非、进尽谗言，小说里说得明明白白，那宋江怕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和概括。施耐庵先生对人性种种的观察可谓是细致入微，大约那个时代这样的人不在少数。王伦、黄文炳、洪教头这样的人现在还有没有？可能还不好说已经绝迹了。记得“文革”刚结束不久，著名散文家秦牧写了一篇文章《鬣狗的风格》，就把造反起家、专门觑着主子脸色行事、随时准备向善良者扑去的“人中鬣狗”面目刻划得入木三分。遗憾的是，这种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强，大气候一变，他也就摇身一变，反戈一击，又成了新一轮的积极分子，继续受到提拔重用。于是乎，倘若你时运不佳，不幸与集此三者于一身的“鬣狗”为伍，你又不能及时装出五体投地的样子去赞美洪教头井底之蛙式的喋喋不休和自吹自擂，对其肆意贬毁他人和不厌其烦地卖弄破绽百出的“把火烧天”不以为然、心存疑虑时，那么，恼羞成怒之余，王伦式冠冕理由下的排挤、黄文炳式居心险恶的暗害又将在“嘿嘿”的奸笑声中新鲜出炉，且“捣鬼有术，也有效”，个中滋味，非当事人恐难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