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三农”的三个热点问题

中央再三强调，“三农”是重中之重。但从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不但重不起来，而且有些地方变成了轻中之轻。

我们要确立农民是现代农业的建设主体，是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主体，是农村经济的市场主体。

保农就是保安全，保农就是保发展，保农就是保小康。

让农民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充实自己，自己调整自己，自己发展自己。

一、“三农”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中国最大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 “三农”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中央再三强调，“三农”是重中之重。但从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不但重不起来，而且有些地方变成了轻中之轻。究其原因：一是方向不明，二是龙头不行，三是科技不兴，四是资金不足，五是素质不高。具体表现在：有些领导唱的是老调子，不少干部干的是老套子，许多农民守的是老摊子。

我国有14个部委从各个不同方面管理农业，综合部门与专业部门职能交叉，层次过多，手段单一，扯皮低效。搞了25年的改革，农工商体制基本上是分割的，农科教的机制也是分离的，产供销到现在还是脱节的。这种体制造成农村闭塞，农业落后，农民贫穷，工业挤占农业，城市挤压农村，各行各业几乎都向农民伸手。

当前伸手最历害的是农民承包耕地问题。近几年来，有些地方打着“产业化”的旗号，把农民承包的耕地强行征用，大片转租给龙头企业，而农民由自耕农变成无地的企业雇工。一旦企业经营失败，农民顿时无地无业，处境非常艰难。现在农村出现了“三无人口”：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有些地方把农民的“命根子”变成了某些龙头企业的“钱袋子”。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地方打着“大开发”的旗号，大搞“圈地运动”，这一轮圈地之多，后遗症之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农村土地纠纷四起，并已成为农村群体事件的“导火线”，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资料显示，现在全国有3837家开发区，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占6%；省级批准的1019家，占26.6%，未经上面批准下面自己搞的开发区就有2586家，占67.4%。各类开发区的规划面积3.6万平方公里，比一个台湾省还大，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量。

年前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但由于土地发包者是村委会，各级领导都可以直接插手村委会征用、租用甚至强占农民承包的土地。有些领导在利益驱动下，根本不考虑什么市场风险，采用一切手段，将农户承包耕地长时间、大面积转租给龙头企业和大户富家经营。不少地方为了追求自己利益，树立形象工程，行政撮合，强迫流转，暗箱操作，从中渔利。中央早有明文规定：“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土地”。可是，目前无论在农村或在城市，谁都在打土地的主意，谁都可以借“开发”之名，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以地谋财，用地越多，手头越活，发得越快。有些地方说是经营城市，实际上是经营土地，牺牲的都是农民利益，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土地一动，农民就轰”的严重局面。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就是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就是侵害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土地权益的核心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失地就是失包，失包就是失利，失利就是失存。这个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有些领导就是听不进去？说到底，误区就是剥夺农民搞积累，牺牲农村搞建设，挤占农业抓发展。要纠正这种错误作法，应当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用法律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保护农民利益。

一是从政策上保护。我们要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要稳定农村土地政策，将其作为保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只有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才能充分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二是从法制上保护。发展农村经济，保护农民利益，既要靠政策支持，又要靠法制支撑。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实效；与此同时，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切实改变“嘴上讲一套，手头干一套”的状况，让广大农民知法、学法、懂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是从环境上保护。要千方百计让农民最大限度地融入到市场经济的潮流中，与市场接轨，学会“游泳”，提高素质。同时，改善环境，优化服务，把农民融入和适应国内外大市场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二、能不能抛开农户家庭经营

怎样建设现代农业？争论的焦点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简称家庭经营）能不能建设现代农业。有人提出：“小农户不能搞大农业”、“小生产不能进大市场”。言下之意，家庭经营在建设现代农业中已经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54年来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家庭经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一是它的适应性强；二是它的灵活性大；三是它的内容丰富多彩，既可进行简单再生产，又能进行专业化的批量生产；既有种养加，也有工业、商业、服务业。由此可见，

长期坚持家庭经营不动摇，是广大农民的意愿，是保护农民积极性的关键，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建设现代农业，不仅不能抛开家庭经营，而且要全盘搞活家庭经营。这就需要尽快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保护体系，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为家庭经营做好全方位的服务。在建设现代农业进程中，要切实做到如下三条：一要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不能随意侵占农民承包的耕地；二要让利给农民，不能盘剥农民；三要保护生态环境，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应该明确，家庭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现代农业建设的快慢。因此，首先要花大力气发展比较完整的家庭经营。可以说，家庭经营就是“安天下”经济。我们要在市场经济社会化背景下进一步发展、提高、壮大家庭经营。其次，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再就是在农业合作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具有股份制性质的农民自己的龙头企业。

入世给农业带来一定压力，但压力不是出于家庭经营，而是来自农民素质。我们能不能尽快挤占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主要动力和主要阻碍，都可能来自农民素质变量的作用。当务之急，就是要造就一大批新型农民，培植一批农民企业家。办法就是创新农业技术，实行新的联合，创办农业企业，鼓励和扶持他们大胆地去抢占国际市场的一席之地。建设现代农业，千万不能抛开广大农业承包户，千万不能丢掉众多的种、养、加、运、销的专业大户，千万不能忽视农民联合举办的龙头企业。只有抓住这三个不同层次，充分利用农村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以集中、连续投入生产资料、技术、资金和劳动为手段，加紧建设现代农业，逐步实现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农科教相结合的共同体。

应对入世，条件成熟，大公司、大集团可以办，但要联农、利农，不可离农、坑农。与此同时，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加快吸收外资，引进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采用一些先进有效的管理办法，抓紧改进和完善农产品出口机制和支持政策，这是非常必要的，还要抓紧去办。但应当明确，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建设，均以较大规模的土地经营为特征，一般都是通过大农场取代小农户作为市场主体而融入现代市场经济。我国与这些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照搬照套洋作法、洋模式那是行不通的。我们建设现代农业，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坚持自己的本色。这个本色就是国情、省情。家庭经营规模细小不是农村家庭承包制度造成的，而是我国我省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省情决定的。因此，我们要确立农民是现代农业的建设主体，是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主体，是农村经济的市场主体。抛开家庭经营或者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来建设现代农业，既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和省情，也不符合现代农业建设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现代农业建设途径的选择，必须依附于我国农村现行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具体操作上，一定要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基本政策，进一步确立承包农户、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加强和完善农村推广体系、农村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构建一个比较完整、高效、权威的农业管理新体制。

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农民来实现农民“三个主体”地位，确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迈出更大步伐，创造一个农村四个联合对接机制，把农户与市场联合对接起来，农户与企业联合对接起来，农户与金融联合对接起来，农户与科技联合对接起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这四个联合对接的有效措施，在不少地方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效，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地方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不管这个加、那个加，它与农民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当它的利益与农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得利少、损失大的总是农民。建设现代农业，一靠政府支持，二靠农民支撑。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工作千头万绪，而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是它的核心问题，也是它的着力点。只有抓住这个着力点，才能真正掌握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动权。

 

三、农民奔小康的起点在哪里

农民奔小康，起点在哪里？一些乡镇领导设计了一个简明的路线图：第一阶段，拿出5年时间，消灭贫困；第二阶段，拿出6年时间，狠抓两个全面；第三阶段，拿出7年时间，实现“六个更加”。当然，三步走，不是机械分开，而是相互结合，相互推进，沿海与山区有所不同，各抓自己的重点，有序地组织奔小康。这个路线图，农民高兴。他们需要实惠化的成效，不喜欢那些泡沫化的政绩。全面小康，为什么要从消灭贫困抓起，这是农村实际情况决定的。当前的城乡差距、沿海与山区差距、富裕户与贫困户差距都在拉大。从全国城乡差距来看，大大高于账面上的3:1，实际是5:1，甚至达到6:1。从福建沿海与山区来看，2002年，泉州农民人均收入4519元，南平农民人均收入2950元，相差1569元。从一些乡镇调查来看，富裕户与贫困户的差距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以上。应当明确：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富裕，一部分人长期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理论中，共富是中心课题。可是，许多农民说，目前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力所能及的致富之路。这几年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就是“调整农业结构”。但是，调来调去，优的不多，多的不优，内销卖不掉，外销出不去。这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农民收入上不去，全面奔小康，就是一句空话。实践表明：只有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才能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具体地说，在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各种利益；提高广大农民的德智体素质；保护环境，使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四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内涵，一层更深一层。如果光注重农村经济层面的发展，而没有把农村社会软环境搞好，那就是建立在沙堆上的全面小康，那就是空中楼阁。

在未来的18年，农业发展，事关国家“三大安全”：一是改革与发展的安全；二是粮食与食物的安全；三是就业与社会的安全。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就不能不对这个基础产业和弱势产业的农业给予倾斜和扶持。现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业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新的挑战，解决温饱的传统农业能否向发达的现代农业转型，不仅影响农业本身，而更重要的是关系到18年的全面建设小康。因此，农民叫我们牢记三句话：保农就是保安全，保农就是保发展，保农就是保小康。所以说，全面建设小康，大部队是农民，大产业是农业，大阵地是农村。目前在农村，重要一条，就是把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不要脱离“三农”抓城市化，不要脱离农业抓工业化，以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来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发展，走出一条一、二、三产业联动和城乡互助共进的新路子。

实践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质，就是通过农业的市场化，促进农业方式、组织形式的创新，从而推动农业全面发展和农村全面进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推进农业产业化，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调控、引导和服务，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不少地方并没有这样做，因而导致推进速度慢，经营提高难，有些地方甚至“化”不起来，原因就是农民害怕。农村大搞“三化”，前提是要为农民“化”出利益来，侵犯和剥夺农民利益来搞什么产业化，那是一种犯法行为。因此，推进农业产业化，只能高举“利农”红旗，不能乱打“坑农”黑旗。推进农业产业化，是着眼于自己的政绩，还是着眼于农民富裕，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怎样才能着眼于农民富裕呢？政府的责任就在培养农民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主体意识，使之成为产业化强壮的主体。具体做法是：搞好规划，开发投入，提供科技，加工增值，抓好流通，组织营销，服务农民。

农村大搞“三化”，不仅是农民奔小康的需要，而且也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新形势的需要。要着眼于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立足于农业生产到市场消费的全过程，用产业化的运行机制，驱动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形成农业产业化链条，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和国际贸易准则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加快实现生产与市场、农业经济与国际贸易的有效对接与融合。农民奔小康，致富第一条。怎样致富呢？既要抓住国内市场，又要抓住国际市场。在我国，70%的农村人口都来赚30%的城市人口的钱，把农民致富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居民身上，显然是有限的。由此可见，瞄准和开发国际市场，是农民致富的必然选择。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农业不断出现“打出去”的新趋势，正在走出一条开放型的发展路子，向国际市场大进军，已成为农民追求的新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现在要抓紧建立这种机制，让农民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充实自己，自己调整自己，自己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