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的苏东坡

以民为本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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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先生曾说，苏东坡“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确实，苏东坡从政40年，不论是在朝廷任职，还是在地方做官，甚至被贬于蛮荒之地，他都坚持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为老百姓做了大量好事、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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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苏东坡任颍州（现安徽阜阳）太守。上任不久，就接到朝廷命令，要在颍州与有关官员召开协调会，商议开挖“八丈沟”问题。有的官员认为可以开挖“八丈沟”，以解京城开封和附近州、县被洪水淹没的隐患；有的官员认为不可开挖“八丈沟”，认为开挖“八丈沟”既解决不了京城开封的水患，又增加了颍州大地被水淹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苏东坡认为开挖与不开挖都缺少科学依据，他建议朝廷暂不动工开挖，待他进一步搞清楚实情以后，再作决定。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苏东坡到任之前，陈州知州就已经上报朝廷，并同意计划从陈州境内开挖一条人工河，直通淮河，以免除陈州水患。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苏东坡任颍州知州时，这一工程已于6处分段动工。本着为人民负责的态度，苏东坡对这项工程的利弊进行了重新审查。他组织本州各县官吏和水利专家，实地调查和测量水文情况。他们利用竹竿和水平尺进行测量，每25步立一根竹竿，总共立了5811根，测了400多里的距离，掌握了与“八丈沟”有关的地面彼此之间的高低、各条水沟的深浅、淮河涨水的水位等详细的数据资料。经过2个多月的实地测量和考察，苏轼摸清了淮河汛期水位要比新开的“八丈沟”高出近一丈的情况。他由此得出结论，“八丈沟”若开，大汛时，不仅起不到排水作用，反而必遭淮河逆灌，颍州将遭到八丈沟上下游洪水的双重袭击，颍州将加倍受害。于是苏东坡三次上书朝廷，阐述开八丈沟弊大于利，劳民伤财的道理，终于说服了朝廷，停止了对八丈沟的开挖，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的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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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丈沟停工后，当年颍州就免除18万人服劳役，节省钱米37万贯。颍州人民至今提起这件事，仍然十分动情地感谢苏东坡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他们说：“苏轼对得起颍州人民，但是我们对不起苏轼，至今未给他修建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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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有人看到西湖淤泥堵塞，主张将其填平。而苏东坡在给朝廷奏章中明确指出，西湖对于杭州来说如“人之眉目”，不能废除，并请求朝廷拨款疏浚。在得到允许后，多方筹集资金，组织动员20万民工，奋战了7个月，终于疏浚了西湖，并筑了一道“苏堤”。如今，苏堤已成为西湖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在杭州，他还创办了安乐坊，即医院，为百姓解决了就医问题。

　　在徐州，更是流传着苏东坡抗洪抢险的佳话。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七月十七日，黄河上游决口，滔滔黄河水在齐鲁大地横冲直撞，蔓延几百里，徐州危在旦夕。当时，城里富人已经准备外逃。苏东坡沉着冷静，组织徐州军民英勇抗洪。他身先士卒，住在大堤上，坐镇指挥，加固、加高、加厚城墙和大堤，和军民奋战了45天，死扛硬守，硬是把洪水挡在了徐州城外。他还利用皇帝给他的奖赏三万贯钱、千八百担粮食和7200个民工指标，在城东南建造了一座全长984丈的防洪长堤。他还在徐州找到煤炭，为百姓解决了燃料和炼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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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诸城（密州），他收养弃婴，挽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在惠州，他提出用竹管引水，解决了百姓的饮水问题；还推广秧马，减轻了农民的劳作之苦。在定州，他推广水稻技术，使当地百姓吃上了大米；他创酿的松醪酒，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流传至今，成为名酒。在儋州，他兴办教育，传播中原文化，使那里产生了第一位进士。在扬州，他改革漕运，允许百姓运输官方粮食时，适当搭载部分土特产，以弥补生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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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苏东坡为官一生，每到一地，不管3年五年，3月5月，还是3天5天，他都为百姓的事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实事，至今为当地百姓所传颂。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在登州府（蓬莱）当了5天太守，做了两件实事——改革盐税，加强海防。后人为了纪念他专门修了“苏公祠”，至今被誉为“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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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眉山市政协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