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特征(2005年第4期)

    抗日战争时期，闽中山城永安作为福建的临时省会，聚集了一大批党的文艺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形成了一支出色的抗战文化劲旅。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利用各种文艺手段和形式，开辟多种文化宣传阵地，动员和团结全体人民一致抗日，形成了丰富的“抗战文化”， 使一向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永安山城，不仅成为福建战时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我国东南三大“文化城”之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在特定背景下形成，富有时代特征。
    一、抗战文化活动阵营的广泛性
    抗战时期，在北平、天津、上海、厦门等城市相继失陷后，中国文化重心迅速发生了南迁和西移的变化。随着福建省政府搬迁永安，不少行政机关、大中专学校、文化团体等各种机构，陆续向永安及其附近的山区疏散，不少教授、学者、专家和文化界爱国人士也相继云集永安，形成一支强大的抗战文化队伍。他们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如卢茅居、邵荃麟、羊枣、王毅林、叶康参、刘子崧、李达仁、余志宏、郑书祥、钟尚文、谢怀丹、萨一佛等；有爱国文人、学者、教授，如：王一帆、王亚南、王西彦、许钦文、林舒谦、卓克淦、赵家欣、章靳以、章振乾、谌震、葛琴、董秋芳、黎烈文等,总人数达100多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他们巧妙利用了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官办或半官办的文化阵地，通过办刊物、办报纸、写评论、搞画展、写剧本、演话剧、办教育等进步文化活动，对福建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起了主导作用。此外，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还得到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当年在永安各进步刊物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著名作家、学者，先后有100多人。他们当中有：郭沫若、巴金、茅盾、夏衍、臧克家、柳亚子、艾青、朱自清、老舍、马寅初、千家驹、季羡林、胡愈之、胡风、费孝通、柳倩、郭风、萧军、萧乾等著名文学家和学者，他们的参与使得永安抗战文化阵营更加强大。 
    二、抗战文化活动形式的多样性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时间有七年半之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等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活动形式多样，主要有三大方面。
    一是创办出版机构，大力开展报刊宣传，引导新闻舆论方向。抗战时期，永安的出版发行事业非常兴旺，前后有改进出版社、建国出版社、福建青年出版社、战地图书出版社、战时中国出版社、歌林出版社、胜利出版社福建分社、大江出版社福建分社、点滴出版社、联合编译社、东南出版社、中华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大小专业出版社近39家，印刷所有19家，发行机构15家，还有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华南通讯社、永安联合新闻社、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等4家新闻通讯机构。在7年多时间里，先后编印发行了报纸13种，期刊129种，各类书籍800多种。其中大量的刊物具有鲜明的进步立场和影响力，较著名的有《老百姓》、《福建民报》、《人报》、《建设导报》、《民主报》、《大成日报》、《公余生活》、《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改进》、《现代儿童》、《福建教育》、《战时木刻画报》、《现代文艺》、《福建青年》、《新福建》、《联合周报》、《民意》、《文选》、《十日谈》、《国际时事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汇报》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老百姓》五日刊，文章通俗易懂，又以谈话、抗战时事为报道内容，深受老百姓的喜欢，每期发行量都在四五千份。由左翼作家黎烈文任社长兼发行人，创办《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现代儿童》、《现代木刻》、《战时民众》等6种刊物，带有鲜明的政治进步倾向，特别是《改进》期刊，它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学、文艺的为一身。正如黎烈文在《发刊词》中说，其宗旨是“配合长期抗战需要”，“推动内地文化据点”的建立，以鲁迅“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力求“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在东南各省有很大影响。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以反法西斯战争为宗旨，发表大量的精辟的国际局势分析、军事评论文章，成为东南各省的畅销刊物，甚至远销海外。东南发行社还通过发行网，从重庆、桂林、韶关等地运来进步书籍，如《西行漫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列宁传》、《毛泽东自传》、《大众哲学》、《青年自学丛书》等红色书籍，在进步青年中秘密传阅，对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推动作用。
    二是繁荣戏剧运动，推动文化艺术发展。抗战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文化团体也陆续来到永安。戏剧团体有话剧团、平剧团、歌咏团、音乐团、巡回团、特教团、研究会等10多个，除定期在永安举行公演和联演外，还经常配合抗战形势，深入战地、乡村宣传演出。永安各戏剧团队移植、改编、演出的剧目有200多种，当年在永安各出版物发表的剧本就达70多种。在繁荣的戏剧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省教育厅戏剧教育委员会先后组建的3个“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的公演，从1940年至1943年前后3年多时间，在陈启肃、林舒谦等人带领下，足迹遍及八闽大地，先后到5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演出700多场，观众150万人次。他们除为主演出话剧外，还兼带电影放映、图画展览、体育表演、文字宣传、通俗讲演等，同时还通过开座谈会，办短训班、讲习班等方式，为沿途各地培养戏剧运动骨干，辅导基层戏剧团队演出，有的还到学校进行示范教学，集文艺、体育、教育于一体，对全省话剧运动和文化艺术事业推动很大。
    三是发展教育事业，奠定文化活动基石。抗战时期，福建的教育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仅省会迁往永安后就新办了省立永安中学、音乐专科学校（后改国立）、师范学校、农学院等多所中高等学校。加上从沿海沦陷区内迁的大中专院校，形成了以永安为中心的教育网和知识群。这些大中专院校的青年学生，爱国热情十分高昂，非常关心国内外政治时事，争相传阅进步书刊。他们在地下党和进步老师的教育和引导下，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和民主活动。各校的学生自治会都很活跃，创办小型刊物、壁报，组织读书会、报告会，成立剧团、歌咏团、劝导队，经常开展时事、文艺研究等活动。不少学校冲破特务和反动教官的严格控制，走上街头、田间、教唱抗日歌曲，举行话剧表演，通俗演讲，开展各项知识指导，慰问征人家属，张贴标语等，宣传抗战形势，宣传八路军“百团大战”辉煌战果，鼓动民众捐募款物，支援前线。教育的发展为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抗战文化活动受体的大众性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是全体人民大众参与的战争。作为为抗战服务的文化运动，其目的就是要发动人民大众投身于抗战，所以抗战文化活动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大众化问题，主张从形式到内容，都要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并要求文化工作者，不仅要熟悉人民大众的生活，贴近人民大众的感情，还要勇敢地置身于人民大众之中，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创造出真正大众性的抗战文化。抗战时期的永安，在进步文人和进步文化团体的推动下，文化界向群众进行以抗日救亡为核心的大宣传、大发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例如，由共产党人、进步爱国人士创办的刊物，通过大量通俗易懂的文章，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戏剧活动，在永安演出剧目之多、场次之多，前所未有，《打鬼子去》、《打杀汉奸》、《马百计》等剧目，演出活动十分热烈，台上感召了台下，台下响应了台上，观众和演员在剧情的进展中已融成一体；各种以抗日为主题的游行歌咏、街头歌咏、团体合唱等声势浩大，深入人心；抗日的街头诗、街头宣传画、木刻画、漫画、街头壁画、街头展览等，更是遍及城乡。抗战文化活动中，广大群众既是受众，也是主体，显现出了突出的大众性。
    四、抗战文化活动内容的民族性、战斗性
    抗战文化产生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因此，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已成为全民族的呼声。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抗战文化，不能不在内涵上体现民族文化的特性，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政治色彩。这点我们可以从文化活动的内容上感受到，如当时报刊上的专题评论《掀起抗敌情绪的最高潮》、《重展我们的全民抗战》、《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胜利把握在中国人手里》，公演的话剧《为国牺牲》、《好汉子》，演唱的音乐《大刀进行曲》、《打倒东洋兵、大家一条心》、《保卫黄河》、《保卫福建》等，这些作品的主题都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那种“要与国土共存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实际上也是一场关系到中国文化存亡的文化战争。严酷的反抗日本奴役文化战锻造了抗战文化的战斗精神，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文化的碰撞，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战斗精神。例如，1940年4月创刊的《现代文艺》，不仅宣传抗日思想，激励民众爱国热情，而且敢于抨击国民党反动文艺政策，批判投降派、消极派；羊枣在其主编的《民主报》上发表《只有牺牲才有胜利》的文章，除热情地赞扬衡阳军民坚守孤城45天的爱国精神外，也鞭挞了国民党最高当局消极抗战政策；卢茅居、邵荃麟等则利用《改进》、《现代文艺》刊物，团结一大批进步力量，发表进步文章，使刊物具有革命性和战斗性；萨一佛， 1940年任《战时木刻画报》主编，1943年日军飞机轰炸永安后，他深入灾区写生，创作了控诉日军暴行，唤起民族意识的木刻画100余幅，编成“永安劫后画展”到各地展出。这些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活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五、抗战文化活动思想的先进性
    抗战文化活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它淡化了娱乐功能，增强了政治色彩，围绕着“坚持抗战、团结抗战、反对投降”这一主题，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员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体现了抗战文化活动的先进性。1938年5月，省会迁永安后，中共福建省委就先后派遣陈培光、高辑光、刘子崧等党的干部到永安开展工作。在抗战期间先后到永安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有60多人，他们深入到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团结一大批爱国学者、文化人士、热血青年，通过多样性的文化活动，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党的主张。他们当中典型的代表人物有：羊枣，1933年初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同年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来到永安，他利用主编《国际时事研究》和《民主报》主笔的条件，在永安的一年多时间里发表文章120多篇70余万字，他的军事、政治评论文章《只有牺牲才有胜利》、《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太平洋战争新局势》、《方兴未艾的欧洲战争》、《人类命运在铸造中》等立论正确，文笔犀利，观点鲜明，预见性强，不仅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博得国际友人的赞赏；卢茅居，1939年底由党组织派到永安工作，在改进出版社主编《现代青年》，他勤奋写作，撰写了许多文艺评论和政治理论文章，把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传播给青年读者，培养了大批文艺新军；邵荃麟，中共中央东南文委书记，1939年委托王彦西到永安创办《现代文艺》月刊，1940年6月在浙江受国民党通缉，撤离到永安隐蔽，进入改进出版社任《改进》半月刊编辑，并指导、协助王彦西编辑《现代文艺》月刊和《现代文艺丛刊》，发表剧本《麒麟寨》等作品，推动进步戏剧活动；王毅林，1941年入党，1944年9月到永安，先后在“工合”永安事务所、永安东南出版社发行部工作，他经常向各地的青年读者输送进步的书刊，传播进步的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总之，有许多的共产党员利用各种合法的身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党的抗日方针指导下，自觉地为党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使整个抗战文化活动打上了先进性的烙印。

    作者简介：陈少华，男，中共永安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