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领导艺术摭谈（2008年第3期）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蕴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的经营思想、谋略思想、人才思想、军事思想等等，历来为人所称道，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从领导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拟从领导艺术方面进行探讨，或可为当代领导者提供某些借鉴。 
    领导艺术在《三国》中有许多表现形式，如，运筹艺术、决断艺术、权变艺术、用人艺术、协调艺术、激励艺术、讲话艺术等等，限于篇幅，本文只述其中的三个方面。
    一、《三国》中的权变艺术
    权变，简单地说，就是权衡变通，即权衡事情的利害，作趋利避害的应变。权变理论的核心思想，实质上就是中国思想家孟子所说的“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变”一词的注释是：“随机应变”。作为领导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权变艺术，我们可以笼统地理解为，领导者在政治活动中的随机应变。
《三国》第60回：久据西川的刘璋，比较软弱无能，高级文官（益州别驾）张松暗中投靠刘备，献给刘备一份进入西川的地图，并且表示，如果刘备想夺取西川，他和某某某可作内应。对于刘备来说，眼下是进军西川的好时机，且刘备心里也很想夺取西川，可是，因刘璋是“同宗兄弟”， 刘备担心此举会“失信义于天下”，颇为犹豫，此时，副军师庞统说：“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经一番商讨，终于定下进军西川之策，为三国鼎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虽然这是集体决策，但也表现出主要领导者刘备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领导素质。
    把权变艺术运用到出神入化的是诸葛亮，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空城计”。
    蜀国在失街亭之后，“司马懿引大军15万，望西城蜂拥而来”，守城的诸葛亮身边没有一员大将，只有几个文官和2000多士兵。应对这种局势，一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弃城而逃，另一种是拼死一战。诸葛亮权衡两种选择都不妥。弃城而逃，跑不过魏军的追击，只能被擒；拼死一战，以2000多对15万更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在此危急时刻，诸葛亮随机应变，走了一步险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20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第95回）他稳坐城楼，摇扇抚琴，司马懿深知诸葛亮一生谨慎，从不做冒险之事，现已兵临城下，他却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由此断定城内有埋伏，于是下令撤退。“空城计”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对特定对象采取的独特的处理方式，其独特之处就在于诸葛亮大胆随机地处置问题，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空城计”具有非常鲜明的创造性，我们说它是（权变）艺术，是因为它有不可复制的特点。倘若诸葛亮再次使用空城计，司马懿是绝不会再上当的，后人如若照搬“空城计”，也难获得成功。
    领导者具备了随机应变的个人品质，就能较好地掌握权变艺术，在各种政治活动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国》第4回，曹操因有机会接近董卓，向王允借七星宝刀行刺董卓，然而，“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在万分危急的瞬间，曹操把“行刺”变成“献刀”，反映出闪念之间曹操敏捷的应变才能。宝刀献出后，曹操又“解鞘付布”，这个简单的动作更增强了献刀的真实性。        虽然暂且蒙过了董、吕两人，但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当“卓引操出阁看马”时，曹操不失时机地以“试马”为由，“牵马出相府，”然后“加鞭望东南而去”，当董、吕两人猛然醒悟时，曹操早已远走高飞了。
    《三国》第21回，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撼之威，乃至于此。’”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走投无路的刘备此时正栖身于曹操门下，表面上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暗地里却在汉献帝的密诏上签字画押，想杀曹操，为日后夺取天下扫除阻碍，当曹操说他是天下英雄时，以为韬晦之计被识破，所以吓掉筷子。刘备的失态必然引起曹操的怀疑，然而，善于随机应变的刘备却巧借自然现象，“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
    以上可见，在随机应变中，一方面是随机，它包含有借题发挥、触景生情、顺水推舟、将计就计的含义。曹操行刺败露，瞬即改为“献刀”，而这把刀又正好是一把宝刀，这是随器物之机。刘备吓掉筷子正好天空打雷，这叫随天时之机。“刘备入川”是因为有人献地图做内应，“空城计”是诸葛亮看准了司马懿的性格多疑，因此，这两例可以说是随人事之机。随机应变的另一方面是应变。应变是对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在急促之中或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原定计划，还要获得成功，这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唯其如此，权变艺术才显得可贵。
    优秀的领导者必然具备随机应变的决断能力，尤其在突发事件面前，往往应对得声色不露，入情入理。列宁说过：“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另一种必要的革命艺术：随机应变。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时不妥善或行不通时，就选择另一条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页）
    二、《三国》中的用人艺术
    《三国》是小说，但是，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人才现象，很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
    三国领导者都很看重人才。曹操发布文榜招贤纳士，刘备“三顾茅芦”，孙权创造性地开设“宾馆”、派高级谋士“延接四方宾客”，专职搞接待，等等，他们用各种手段吸纳人才，展开了人才争夺战。吸纳人才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人才。在用人艺术方面，《三国》中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1、重能力轻资历
    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曹操。
    《三国》第5回，十八路诸侯会盟讨伐董卓，盟军已有四名将领先后被华雄所斩，众皆失色，此时关羽自告奋勇：“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盟主袁绍非常瞧不起关羽：“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袁术竟然大声喝道：“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则说：“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马弓手？”并亲自送上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见关羽提着华雄的头回来，张飞大叫何不就此杀入关去活捉董卓？竟又遭袁术训斥：“量一县令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此时又是曹操站出来说话：“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事后，曹操还暗中叫人置办酒肉抚慰刘、关、张三人。小说采用对比手法，用袁绍、袁术之流的重名轻才，来突现曹操的慧眼识才。
    此外，曹操还擢拔山野壮士典韦和许褚。典韦曾经是逃窜山中的杀人犯，曹操在兖州招贤纳士，有人向曹操推荐典韦。曹操一见典韦便十分喜受，任命为“帐前都尉”，立功后，又任“领军都尉”。许褚是一个农民，领族亲抵御寇乱，曹操见他十分勇武，就用计将其俘获，拜为“都尉”。 典韦和许褚日后都为曹操舍生忘死，立下大功。
    2、举才不论亲疏
    徐州牧陶谦本有两个儿子，可病危之际，却偏偏三让徐州于刘备。陶谦说：“长子商，次子应，其才皆不堪任。”（第12回）陶谦的可贵不在其谦恭礼让，而在其能以国家为重，用人不论亲疏。
    刘备与关羽、张飞情同手足。可是，诸葛亮一来，刘备便觉“如鱼得水”，“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以致“关张二人不悦”，（第38回）衬托了刘备的爱才。
    东吴招亲，是周瑜设下的圈套，目的是把刘备扣为人质，讨回荆州。派谁护卫刘备前往？论亲疏应是关羽或张飞，但关羽刚愎自用，张飞粗率鲁莽，都不适宜承担如此复杂艰险的外交使命。于是，派了赵云。确保了三条锦囊妙计发挥作用，使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
    孙权攻取荆州的时候，叫吕蒙和自己的堂弟孙皎两人同领大军，吕蒙说：“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可用则独用叔明。”（第75回）并指出两人同领大军的害处。孙权听吕蒙说得有道理，就拜吕蒙为大都督，总领各路军马，而让孙皎在后方接应粮草。这是用人不论亲疏的又一范例。
    3、举才不论长幼
    《三国》在这一方面的经验，也让人过目难忘。
    郭嘉27岁被曹操拜为祭酒。诸葛亮27岁充任刘备的军师。刘备的五虎上将，也是“老中青三结合”。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岁。周瑜33岁被孙权拜为大都督。
    孙权在刘备的大军压境之时重用小将陆逊，遭多数人反对，张昭、顾雍等老臣们都认为“陆逊年幼望轻……必误大事”，（第83回）在此情况下，孙权采纳少数人的意见，连夜操办了一系列拜将程序，赋予陆逊“先斩后奏”之权限，统领各路军马，显现出孙权在用人方面的不同凡响。陆逊领军迎战，“营烧七百里”，大败刘备于彝陵，证明了孙权用人的正确。须说明的是，据《三国志》记载，当时陆逊42岁，并非“年幼望轻”，笔者认为，小说如此虚构正反映了作者“举才不论长幼”的的用人思想，
    4、用人忘短贵长
    这里的“忘”不是忘却，而是不计较。用人忘短贵长，就是不计前嫌，用其所长。在这一点上，曹操的眼光和胸襟，又在各路诸候之上。
    陈琳是一个著名文人，曾奉袁绍之命，草拟讨伐曹操的檄文，罗列曹操的恶行，而且连曹操的祖辈、父辈都受到污辱。平定袁绍后，陈琳被俘，曹操只是责问一下：“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左右都劝曹操把他杀了，曹操却“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第32回）
    张辽原为吕布勇将，被俘前曾与曹操直面厮杀，被俘后又当众辱骂曹操：“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对这样的“铁杆分子”， 曹操的态度是：“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拜为中郎将，赐关内侯。”（第20回）
    张绣第一次降曹后，因曹操私通邹氏（绣之寡婶），怒极而反，夜袭曹帐。在此次突发性恶战中，曹之长子、爱侄及虎将典韦皆死于非命，他自己右臂中箭，坐骑阵亡。如此狼狈的遭遇，在曹操的征战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然而，时过境迁，后来张绣又被曹操招安，这回张绣觉得他与曹操之间有仇，担心曹操不能相容，但曹操不这么看，他拉着张绣的手说：“有小过失，勿记于心。”且封张绣为“扬武将军”。（第23回）
    以上几位或有突出的才能，或有一定实力，如能为我所用，不杀也是可以的。那么，对普通的下属，曹操又如何呢？ 
    官渡战后，曹操缴获了大批文档，其中有部属私通袁绍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第30回）
    当然，曹操的“忘短贵长”也是有底线的，就是绝不接受卖主求荣者。如小说中的吕布，其武功堪称“第一”（第5回关、张与吕战30回合不分胜负），且被曹操俘虏后表示愿意归降，但还是被曹操杀于白门楼（吕布先为荆州刺史丁原的义子，后被董卓收买杀丁原，投董卓，认董卓为义父，后因貂蝉而与董卓争风吃醋，杀董卓）。曹操的性格是复杂的。
    三、《三国》中的协调艺术
    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是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领导活动由领导者、被领导者和作用对象三方面构成。这三个方面又可细分为：人、财、物、信息、时间、空间、机构、政策、法规等。领导协调就是使这些要素彼此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在这些关系中，主要应注意与“人”的协调。本文以孙权为例，谈一谈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孙权协调下属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信任下属。周瑜和陆逊为大都督时都比较年轻，没有什么资历，但孙权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先斩后奏”的权力，就连赤壁大战和火烧连营这样的重大战役，孙权也不是事必躬亲地指手画脚，而是放手让下属去指挥，等他们凯旋归来后亲自犒劳他们。在赤壁大战中，他让周瑜在前头统帅军队作战，自己在后方运送粮草作接应。一个最高统帅在大战中如此这般的信任部下，实属不多见。
    2、体恤下属。孙权与曹操“合淝之战”后，孙权设宴款待立有战功的将领周泰，“权亲自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令遍体鳞伤的周泰“解衣与众将观之”，让周泰一一讲述创伤的来历，周泰每讲一处伤，孙权则令吃一杯酒，情景十分感人。酒宴之后，孙权还赐青罗伞给周泰，让他出入遮盖，以显荣耀。孙权的款款深情，让下属感到真挚可信。
    3、推功揽过。孙权收回荆州之后，犒赏三军，设宴庆功，他把吕蒙置于上座，对大家说：“孤久不得荆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第77回）把战争的胜利全部归功于吕蒙。而当战争失败的时候，孙权又是如何表现的呢？有一回，孙权被曹操手下的张辽所激怒，带兵与之决战，结果大败而归，有个叫张紘的幕僚当众批评孙权说，今日之败“皆主公轻敌之故”。听到这样的批评，作为最高统帅的孙权，丝毫没有责备这个手下说话不顾场合，更没有说半句文过饰非的话（实际上一场战争的胜负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而是非常诚恳地对大家说：“是孤之过也，从今当改之。”（第53回）这件事情，说明孙权的胸襟非常宽阔。只有胸襟宽阔的领导，才敢于当众承认自己的失误，才能够做到推功揽过。
    4、从谏如流。善于听取下属的正确意见是三国领导人的共同特点，但孙权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善于采纳逆耳忠言。荆州战后，刘备大兵压境，孙权派诸葛瑾去跟刘备讲和，可是刘备不干，这样，江南就危险了。这时，幕僚赵咨建议说：“主公可作一表，我愿出使去见曹丕，说明利害，让他去打刘备，这样蜀国自己就危险了！”（“表”在古代为上行文体），向曹丕上表，就意味着孙权向曹丕称臣，这肯定有损于作为东吴之主的自尊与威严，赵咨提此建议显然是冒着风险的。可是，孙权听后，反而高兴，对赵咨说：“此计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东吴气象。”（第82回）接着就上表给曹丕。曹丕果然受表，使东吴避免了两线作战，得以专心对蜀，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而孙权采纳了下属的不中听的意见，又让下属感到自己的领导没有架子，能够平等待人，这就拉近了他与下属的距离，使领导者与部属之间形成一种本真自然、同声同气的莫逆关系，这对领导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孙权在位期间未出现过叛臣，这与他的协调艺术或有直接关系。
   

    作者简介：马梦原，中共泉州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