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家族群的血缘寻根（2007年第4期）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海内外客家纷纷前来大陆寻根谒祖。它既是一种文化寻根，也是血缘寻根。如宁化县石壁镇客家公祠，自1995年建成以后，已有世界五大洲24个国家和地区的20余万客家人前往石壁祭祀祖先。血缘寻根也是世界客家特别是海外（包含国外和境外）客家的普遍现象，它是客家族群认同的一个主要途径和方法。
　　(一)缘于文化忧患意识的客家血缘寻根。20世纪后期以来，客家族群（主要是海外客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冲击。尽管海外客家从祖辈飘洋过海的时代起就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同时也经受了西方工业化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客家移民的压力与挑战，在世界各地不仅取得生存权，而且不断扩大族群成员的发展空间。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化又给海外客家带来很多新的矛盾和冲击。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浪潮不同于工业时代初期的全球化，是世界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全球化”。种族歧视等落后文化观念已经逐步消失或被唾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淡化出世界舞台，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各文明的冲突以及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日益显现。在这样的形势下，跨国族群如何既适应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主流文化，解决好公民、民族、族群的不同身份问题，又保持族群边界，维护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是对海外客家的新挑战。同时，客家族群内部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在海外出生的客家后代族群意识日渐淡薄的问题，客家方言流失的问题等都日渐显现。为此，一场世界性的客家族群认同运动在20世纪后期全面兴起，其中包括海外客家的血缘寻根、文化寻根以及大陆客家族群认同意识的觉醒等。
　　(二)客家族群认同运动与血缘寻根。族群认同即族群身份的确定，“民族（族群）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其实，自客家族群形成后，族群认同一直在进行，因为族群认同是不断建构的过程。大规模的客家“族群认同运动”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形式是一批专家、学者对客家族群中原汉人血统和文化渊源进行考证和认同。这一次客家族群运动主要发生在粤闽赣客家聚居区大三角地带。南宋以后，大量的汉人流民进入闽赣地区，闽赣边区早期客家聚居地人口急剧膨胀，人口与土地的矛盾突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从元、明代开始，大量的客家人从赣边区向粤东北移民，并进入到粤西粤南一带，由于资源的矛盾与文化的隔阂，客家移民受到先于客家而定居的汉民族其他族群的强烈抵制。“由于客家所处的地域属于边远山区，经济相对落后，所操持的方言与附近的广府方言、潮州方言形成较大区别，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争夺直接导致了不同的族群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对其他族群进行文化的分类和文化的自我认同”，客家“与周边的其他族群相比，自然而然地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2］当时把握话语权的统治者、文化教育界和广东的汉民族其他族群不将客家作为汉民族族群看待，甚至以“蛮”、“匪”、“盗”等贬损客家移民。至清咸丰、同治年间，矛盾更加激化，为了争夺资源，当地族群与客家移民展开了无数场惨烈的械斗，其中粤西六邑的械斗断续相持10 余年，双方死伤惨重。为此，19世纪后期以来，一批知识分子致力于客家族群认同，对客家的血缘和文化渊源进行考证，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客家研究著作达二三十部，其中以梅州籍的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为代表。1933年11月，罗香林以《客家研究导论》奠定了客家学研究的基础，对客家源流 、民系形成年代与血缘、分布及自然环境、语言、文教、民系特性等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客家自身的族群认同意识也在争取族群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中得到提升。“客家人极力与广府人、潮州人相比较、相区分，是由于‘自己’的觉醒，然后把‘自己’与‘他者’区别开来。客家民系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是建立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文化认同上，进而产生共同的族群意识，这一建构过程是客家学者与非客家学者共同完成的。”［3］这是客家第一次族群认同运动，明确了客家在汉民族内部和广府、潮汕等汉民族族群面前的“身份”问题，血缘认同是这次族群认同运动的最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后期以来更大规模的客家族群认同可以看作第二次客家族群认同运动，这次是在客家文化已经相当成熟，面临全球化挑战，海外族群与居住地其他族群互动幅度更大，以及客家后代族群意识淡薄的形势下产生。第二次客家族群认同可以1988年12月台湾客家所发起的“还我母语运动”为起点。它比第一次客家族群运动的参与面更广，血缘、语言认同仍然是主要内容。除了海外客家血缘寻根，大陆客家纷纷编修谱牒，大量的研究者追溯客家渊源，也有不少客家聚居地区争“祖地”的地位，加强了对与血缘、宗族密切相关的客家文物（如祖墓、祠堂、土楼）的保护，纷纷兴建客家文化与血缘渊源的象征物（如客家公祠、客家先民南迁纪念坛、客家团体的标志等），无不表现出强烈的血缘寻根意识。
　　(三)血缘寻根与族群认同。血缘寻根是客家族群认同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西方族群认同理论中，主要有“原生论”（或称“根基论”）和与之对立的“场景论”（或称工具论），另外，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对立论”。针对客家族群认同而言，两大理论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和不相适应的地方。“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自古有之，认同是由于族群固有的内在要素产生的，是族群之间客观特征和构成要素的差异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族群边界，使此族群与彼族群区别开来。“原生论”早期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族群是这样的群体，其成员“由于身体类型，或习惯，或二者皆有的相似性；或是由于对殖民和移民的记忆，而主观地坚信，他们的裔脉相同（commmon descent）。这种坚信对于群体构成之发展至为重要，无论它是否在客观上存在血缘关系，准确而言，由于一个推定的认同的存在，族群成员资格（ethnicmembership）有别于亲属群体……”［4］韦伯既强调了非亲属的共同关系对族群的重要意义，认为族群不等于亲属群体，血缘只是一种建构，但是，他也强调了血缘（脉裔）、习俗、共同的历史记忆等是族群构成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来，韦伯既赞成族群认同的原生要素，也反对族群认同的血缘论，认为文化要素是“实存”的，而血缘是“构建”的。针对客家族群这个原生族群，我们认为，血缘作为族群的一个“客观构成要素”，客家族群的血缘既是实存的又是建构的。从实存看，客家族群的很多血缘（裔脉）可溯，并且中原汉人血脉一直是维系客家族群的情感纽带，客家族群的血缘的实存也可以从各客家的谱牒中看到，因此，不能说客家血缘只是一种建构。某种族群理论并不适应一切族群，理论上的族群是宽泛的，而每个族群都是特殊的个别。我们将客家作为“族群”看待是为了研究的需要，其实，客观存在的客家无论时用“族群”称呼还是用“民系”称呼都是同一体。客家族群产生于中国古代，中西方社会结构与文化特点迥然不同。虽然任何现存的文明社会中都存在家族血缘关系，然而，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血缘关系社会功能和作用却不相同。在中国，原始氏族社会遗留的血缘纽带始终没有被私有制的社会所彻底摈弃，并发展为宗法制社会的支柱，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文化更强化了血缘，以它构建“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血缘关系是中国社会关系的核心。客家族群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最忠实的传承者，又是中原汉人移民，在其族群要素中，血缘不仅仅是一种建构而是实存。同时，客家族群中的“血缘”也是一种建构，而且客家特别重视对血缘的建构，“慎终追远”则是客家血缘建构和文化建构的集中体现。在血缘建构中，客家先祖往往被泛化和神化，从而更具有情感纽带作用。20世纪后期以来的海外客家血缘寻根也是对血缘的建构，是在族群认同中的血缘意识淡化的背景下建构“血缘”，从而重构文化。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族群认同理论中的“场景论”的合理性以及片面性。场景论“强调族群认同的场景性、族群性的不稳定性和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场景论主张：政治、经济结构等族群面临的外部环境引起和决定了集体认同的出现，引起成员的共同立场、利益意识、制度创建和文化建构。场景论强调族群认同对场景的回应能力，例如宗教压迫的加深会促使族群一致感的加强；在政治，经济利益的竞争中，族群领袖会利用族群认同来维护群体利益。在个人的标准上，场景论强调人们有能力根据场景的变迁对族群归属作出理性的选择；认同不确定、不稳定，是暂时的、弹性的；群体成员认为改换认同符合自己利益时，个体就会从这个群体加入到另一个群体，政治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引导着人们的这种行为。”［5］ 我们认为，客家族群认同因素既有“原生”的、“根基”的因素，更有“场景”因素，即“根据场景的变迁对族群归属作出理性的选择”，而不完全是“原生”的、“情感”的因素。如，在海外客家后代中，因为“场景”变化，族群意识淡薄，甚至难以与长辈一样认同族群，但是他们与长辈进入客家祖地拜谒祖先的场景，也会认同客家族群。而聚居在大陆客家聚居地的客家人，客家族群血缘和语言这些族群原生因素虽然比海外客家更纯，但是，在大陆客家聚居地的客家由于缺乏明晰的族群边界，也缺乏族群互动，而且他们是汉族，国家对他们没有特别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因此，他们的客家族群意识远远没有海外客家浓厚，甚至大多数青少年并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客家文化在往往只是以地域文化的名义出现。所以，在客家族群认同中，仅仅依赖血缘寻根和血缘建构是远远不能达到族群认同和文化重构目的的。
　　(四)族群认同运动与客家文化重构。全球化正在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转换和重构，在全球化语境中，客家族群不是回避文化重构的问题，而是如何抓住挑战与机遇，振兴客家文化，立于世界族群之林的问题。全球化并不是文化的一元化，而是多元文化的共生与共同繁荣，这就为每一种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全球化要求每个族群在保持文化个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文化重构。客家文化属于母体文化中华文化的一个优秀分支，客家族群的文化历史其实也是固守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和开放姿态为客家族群参与全球化语境中的族群对话提供了有利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时，客家又是汉民族中最富有实践、开拓和创新精神的族群，也最富有凝聚力的，还有参与全球化对话的现实经验和历史记忆，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众多成员，其文化重构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但是，无论是客家文化还是母体的中华文化，要真正全面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重构，还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且解构和重构永远是一个历史过程，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进行。我们可以预测，以强大的经济和科学技术为依托的强势文化不会一统全球，其必然要受到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的族群、传统、习俗、宗教、语言、哲学和价值观念的制衡，以各种文化的多元共生而共荣于全球，但是，也可以预测，某些族群或某些文化或者某些文化的一些层面会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被涵化甚至同化。就客家族群而言，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危机，如对历史的失忆，语言的淡化，族群边界的模糊与消失等等。不过我们也可以相信，人毕竟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族群是人的群体，即使一些文化或者族群被涵化、同化或者消失，也必将有新的族群和文化诞生，这是不能以意志为转移的，正如客家先祖不能预知后裔生产了客家族群一样。只要是历史的必然，就一定是人的需要，而且会更符合人的需要。“族群”首先是自然和社会的群体，然后才是我们的观念。我们往往只是用静态的观念来观照群体，而实际的人及其群体一直在动态的运动变化中，既有以共同的血缘、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宗教信仰、共同地域等原生特质的原生族群，也不断形成以某些社会生活为共同特质的现代族群，并且“原生族群”的特性也在不断变化中。为此，客家族群如何根据人的发展需要进行文化的解构和重构，使自身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是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
　　从世界客家（主要是海外客家）的血缘寻根现象中看出“从血缘重构文化”的构想。血缘寻根是客家族群认同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之一，族群认同则是客家文化重构的前提和基础，是客家族群应对全球化的自觉行为。由此看，血缘寻根是客家族群文化重构的一个逻辑起点，血缘寻根与文化寻根不是目的，目的是文化重构中的族群兴旺，族群认同则是文化重构的前提、基础和关键。血缘寻根对族群认同自然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然而，仅仅靠寻找族群原生情感因素来达到族群认同远远不够。很难应对越来越复杂错综的世界族群关系。近几十年来，族群问题已成为引起个体焦虑、群体冲突、政治骚乱和国际对抗的主要因素。陈志明先生曾就有关华裔和族群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族群关系的理论模式。“（1）族群关系可以用族群间的社会经济竞争本质加以解释。（2）除了对资源的竞争，政治因素对我们理解族群关系至为重要，尤其是种族性政治历程，即是，社会经济不平等及文化现象如何沿着族群路线动员，以及族群关系在政治竞争上如何被动员起来。（3）除了经济与政治因素，族群关系亦受，可视为政治历程的部分而加以研究之思想所影响，即是这些思想如何被动员以影响其他族群的地位和命运。（4）族群关系的研究应该注重阶级的因素在族群间的竞争和竞争的持续。（5）族群关系必须从历史的范畴去看，以便理解历史的发展如何影响今天的族群关系。（6）族群关系也必须从全球经济及国际政治的范畴去看。”［6］在这样的族群关系背景下，要强化客家族群认同，需要更多的途径和方法，尤其是当族群面临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时，如何激发“成员的共同立场，利益意识，制度创建和文化建构”更为重要。这既是客家族群认同的问题，也是客家文化重构的问题，虽然客家族群认同概念不等于客家文化重构概念，但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第二次客家族群认同运动无疑是世界客家致力于客家文化重构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从血缘重构文化”虽然只是一种古老的族群认同方式，但是，我们也看到，海外客家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交流互动，融入主流社会的意识和行动都在不断加强。海内外客家在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也空前发展，1971年开始举办的全球客属恳亲大会已连续举办21届，代表了海内外客家在族群认同和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全面展开。客家文化的振兴和客家族群的兴旺充满着希望。

     注 释：
　　［1］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2］［3］刘晓春:《从民间文化研究的普同性与线性视野之困境反思客家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4］范可：《中西文语境中的“族群”与“民族”》，徐杰舜《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5］ 李祥福：《族群性研究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徐杰舜《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6］陈志明：《华裔和族群关系的研究——从若干族群关系的经济理论谈起》，转引自曾少聪《民族学视野中的海外华人——两岸三地民族学的海外华人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

　　作者简介:廖开顺，三明学院政治法律系主任、三明学院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