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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领导者抱怨在工作中“放不开手脚”，阻力太大，因此影响自己的工作。那么怎样才能减少阻力，使阻力变动力，主要应该把握好以下几点：
１、增强领导活动的透明度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期望了解那些似有所知而实为不知的“灰色”东西，而对已经知道的东西则不以为然。领导活动的神秘化，使灰色东西增多，这必然驱动人们的好奇心。况且领导活动与被领导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使得被领导者对领导活动中产生的灰色的东西极为关心。如果被领导者关心领导活动的愿望不能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实现，便有可能转化为干扰领导活动的掣肘因素。因此，增加领导活动透明度是十分必要的。它使群众对领导活动有了“底”，由此减少了阻碍领导活动的因素。它使领导工作公开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把在决策之后有可能产生的掣肘因素消化在监督过程中，减少了执行实施中某些受制于人的情况。它满足了被领导者的自尊心和民主权利，减少了领导工作的复杂性。
２、坚持集体领导
利用集体领导的方式，可以放大领导者的能量。一些掣肘因素面对集体领导这一复数领导者是无能为力和无法发生作用的。第一，及时与上级领导沟通，让上级领导比较清楚地了解本单位的情况，可以避免由本单位传上去的一些不实之词起作用。公开自己与上级领导的信任合作关系，使一些有掣肘动机的人不敢贸然造次，把掣肘抑制在萌芽状态。第二，充分发挥中层干部的积极性，善于把自己的设想通过他们表达出来。这样“进”可以深化，“退”也有路，使掣肘因素变成一只失重的气球，让其失去作用力。第三，群众骨干是领导活动的积极响应者。他们对群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领导能量放大的中介环节。领导者必须求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否则，一旦离心，他们的掣肘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第四，减少来自落后群众的掣肘，关键在于用好利益机制，要善于从群众的不同要求中，找出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并把它表达出来。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即使多数人的意见不对，也要相信他们迟早是会觉悟过来的，在他们未觉悟时做好思想工作，不能率领少数拥护者单独冒进。要善于在组织中形成群众广泛拥护的态势，有了这种态势，一些掣肘因素就不得不收敛了，领导工作中的阻力自然就减少了。
３、善于激励下属
表彰贤能，激励部属，调动下级的积极性，是领导者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唐太宗李世民深谙此中奥妙。贞观年间，他通过各种方式，及时表彰臣下功德政绩，激励群臣奋发有为，且常常言自内心，情之殷殷，使受者不因过分而愧当，听者又觉恰切而感奋。武德６年，太宗兄弟争夺太子位，明争暗斗，日趋激烈，而且时任秦王的李世民处于其兄李建成，其弟李元吉的夹击攻讦之中，形势对他极为不利。萧王禹等人全力相助，终取九鼎之权。太宗即位后热情称赞，萧王禹是“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并特意赋诗赠送：“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从此以后，萧王禹更加忠心耿耿，为国效力。房玄龄是唐太宗的重要谋臣之一，他曾随从太宗多次南征北讨。在征战中，别人争相获取奇珍怪宝，而他却专心收罗人才，充实幕府，并且与诸将亲密无间，同心同德，所以人人都愿意尽力而战。对此，太宗非常满意，大加赞赏，他对房玄龄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吾有玄龄，犹禹也。”邓禹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他随从刘秀南阳起兵，运筹帷幄东征西讨，为东汉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太宗把房玄龄比作邓禹，正是对房玄龄功德的高度评价，房玄龄深为感动，更加悉心辅佐太宗治理好天下。为了鉴古明己，唐太宗嘱咐魏征等人编纂《九书治要》，以学习自古以来的治国道理。书成之后，太宗爱不释手，字斟句酌，精心研读。他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真诚地赞叹说“腾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生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时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如此褒颂，魏征感激难忘，即使累死也无怨言。李靖曾以轻骑袭击颉利可汗，一举夺定襄。唐太宗将此功与汉代李陵相对比，给予高度赞誉。他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我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也。”又如，有人说诸葛亮才兼将相，非魏征可比。太宗却认为，“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他把魏征与诸葛亮相比较，认为魏征超过了诸葛亮。
４、主动与下属合作共事
减少工作阻力，要争得合作共事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各自的长处，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任务。三国的诸葛亮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值得借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诸葛亮并不认为将帅是决定战斗力的唯一因素。因此他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军纪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使由无能的将领统率，一般不会一败涂地，相反，让有能力的将领率一支军纪松懈的军队则会打败仗。现在领导科学所说的整体效应问题，上下一致，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合作共事，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与中国传统的群体本位相关连，把严格遵守纪律和内部和谐当作群体的最佳状态。诸葛亮特别重视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合作，他把“言行不同、竖私枉么、外相连诬、内相谤山”称为“败乱”；把“枝叶强大、比庄问势、名法明党、竞进险人”称为“败征”。“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战矣。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匿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重人乎”？因此内部团结的军队不用激励也会拼死作战，内部不和，互相猜忌，流言蜚语层出不穷的军队，就是再英明的统帅也打不了胜仗。
诸葛亮的用人思想是比较系统而又有真知灼见，也是客观公正和全面无私的，因此，蜀汉政权下的志士仁人，都纷纷云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他刚正廉明，忠于职守，日理万机，勤辛劳顿，充分表现出了他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朽功绩。他的“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名句，是今天从政者必须牢牢记取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摘自《领导方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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