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下）

乱云飞渡仍从容——回忆“文革”期间
我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下）

谷　牧

周总理在“文革”动乱中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老干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改朝换代”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方面的事太多了。可以说，幸存的或逝世的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和保护。

（一）

1966年9月22日，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同志听传达说“炮打司令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十分高兴，由于过度兴奋，当晚突发脑血栓，危在旦夕。我于9月23日上午去看过他，并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9月25日晚上又去看他，总理也来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刘澜波、吕正操、段君毅等八位部长。望着奄奄一息的志远同志，总理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八大尚书'都在这里，能不能从外地再请位专家来会诊呢？！”我们说，上海、四川都有治疗这种病的高手，但眼下这个时刻，谁能有办法啊！总理说：“派专机也要接来嘛！”我们说，那只有您能下这个决心了。总理真的做到了，连夜从上海调来了两位医生，第二天四川的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进行了精心抢救，可是由于为时已晚，志远同志还是逝世了。但这件事给了家属和我们这些人以极大的温暖，大家的心与总理贴得更紧了。

另一件事是，1966年底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被造反派武斗和逼供致死。周总理有一天接见群众时，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不久，周总理即主持搞了一个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规定。

至于我自己，在那些岁月里如果不是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967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被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1967年4、5月间，我们一边挨着批斗，一边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外面造反派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日渐升温，先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后是“招降纳叛”、“反党篡军”，到5月31日，满街贴满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字报。

我1936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过，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我是共产党员的具体证据，最后把我具保释放了。这段历史，党早已审查清楚。但到了“文革”中大抓“叛徒”的年代，又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为此，周总理亲自找我谈过话。我说：“这已是老问题了，让他们查吧。”总理说：“已决定从 专案组中抽出两个人突击查一下你的问题。你不必背什么包袱，还要像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叛徒”的问题未了，“特务”的问题又出来了。造反派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档案里，查出解放战争初期给特务发饷的名单上有一个少校，与我原名相同，仅仅是三个字，既无年龄，也无籍贯和经历。造反派把这张名单拍了照，交给中央审查。

“叛徒”、“特务”这两顶大帽子一扣在我头上，我就很难再出面工作了。造反派在中南海北门外搭起帐篷，打起“揪谷兵团”的旗号，安营扎寨，夜间也在狂呼口号，闹得住在中南海里面的人昼夜不得安宁。我出面主持开会也很难有什么效果了。记得有一次，周总理让我找铁道、交通两部抓业务的同志研究交通问题，就有人拒绝出席，声称不能和“大叛徒、大特务”坐在一起，说是这样做，就成了“叛徒、特务主持开会，走资派参加(影射国务院业务组的其他成员)，军管会执行的局面，那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所谓“叛徒”问题由于以前查过，现在再查也容易搞清，还不至于置我于绝境，那么，所谓“特务”这个新鲜问题由于一时很难查实，就使我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了。我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又勉强做了一段工作。1968年5月，富春同志找我谈话说，总理和他商量了多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再出面工作。这样长期地与群众对立下去，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叛徒”、“特务”问题，经过这一段审查，已大体弄清楚了，群众要查让他们继续查去。另外，建委机关实行军管后，秩序已得到控制。因此，他和总理的意见是：让我回机关去，与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审查。为此，他们已向建委军管会作了交代，相信我回去以后，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我当然完全理解他们的苦衷，表示一定要“正确对待”。富春同志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相信你会正确对待的。总理还让我转告你，自己要珍重，要经得起磨炼！”这以后长达两年的“牛棚”生活中，正是总理和富春、先念等同志的这些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在艰难困苦中没有泯灭希望之火。

直到1969年下半年，所谓“特务”问题才算彻底搞清楚了。专案人员总算找到了那个与我原名相同的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小老婆，证实那个人是比我年岁大得多的河南人，是与我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人，这才宣布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

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我总算获得了“解放”。但就在这时，林彪又发出要老干部“疏散”到远离北京的地方的所谓“一号命令”。我也属于“疏散人员”之列，建委军代表亲自到周总理那里汇报“疏散”我的方案，提出让我到江西干校去。总理说：“干校不要去了。谷牧同志对三线建设感兴趣，基建工程兵他也参与组建过，让他到基建工程兵部队去搞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旦有事，还可以带部队去前方服务。”就这样，我来到四川江油和岷江紫光铺工地的基建工程兵部队里当了半年兵，又在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直到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时，我才奉调回北京参加批判。

1971、1972年，在我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周总理让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当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顾问，忙了一、两个月；一是让我抓港口建设。后一个题目是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定的。那次会议，通知我也去参加。我到了会议厅时，周总理已坐在那里了。这是我自1968年搬出国务院后第一次见到总理，心情很激动。我见他瘦得厉害，就说：“几年未见，想不到您瘦成这样！”总理说：“你想我能不瘦吗？”就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宣布让我抓一抓港口建设。

1973年春天，我恢复了建委主任的职务。再一次见到周总理时，他显得更加瘦弱了。我问候他的病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得了癌症了！”我如闻晴天霹雳，惊愕万分。他遂换了一个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听了他的话，我十分难过，也很激动。周总理已经知道自己身患不治之症，每时每刻想到的还是国家和人民，还在勉励我们为国家和人民“拉车”，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  

从那以后不久，他就住院治疗了。我们只能从一些文件上，看到他的批示；从电视广播报纸里，听到他会见外宾的消息，看到他瘦弱的身体和坚毅的风采……

（二）

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我再一次见到了周总理。此前，“四人帮”妄图四届人大由他们“组阁”的阴谋遭到挫败，周总理带病主持了这次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正式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1月18日晚上8点，四届人大新闻公报及人事名单发表，周总理继续担任总理，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总理先是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谈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他又主持召开了各部部长都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他和小平同志都讲了话。记得那一次会议开始前，我还将带去的一本从旧书店中买到的有周总理亲笔签名的书，送给总理看。他笑着说：“谢谢你啊，你把这本书给我收回来了！”他问我这本书是从哪儿买到的，我说是在琉璃厂。他说：“琉璃厂很有名气，可不能毁掉！” 

自那天以后，我就很少见到周总理了。他的一些指示，我都是从小平、先念同志那里听到的。1975年4月27日上午9时，先念同志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先念同志说：“今天早晨6点，总理把我找去，谈了很长时间，他要我转告你，在抓紧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我懂得这些都是总理十分关心和重视的大事，都及时作了部署安排。

（三）

1976年元旦刚过，就传来了周总理病危的消息。

1月6日深夜12点，王震同志来到我家，向我谈了总理病危的情况，还谈到一些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忧心如焚。王老说：“明天准许我们去探望总理，我们一同去！”送走了王老，我在凛冽的寒风中伫立很久，感到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一样严酷。当晚，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将近一年没有看到总理了，现在让我们探望，必是大厦将倾。总理啊！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多么希望您活着啊！全国人民又多么希望您活着啊！您不能走啊！

1月7日上午9时半，王老和我一起去看总理，走到总理的病床前，见他已昏迷不醒，面容憔悴，胡子很长。王老看到这种情景，就悲痛地转身去找医生询问情况。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他身边呆呆地站着，期望他能睁开眼睛和我说上一句话，但已经不可能了。良久，我实在忍不住，哭出声来，走了出去……

1月8日上午，一颗伟大的、炽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

1月9日早晨，广播里播出总理逝世的讣告。我在哭泣，我们一家人在哭泣，整个北京城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1月10日下午4时，我去瞻仰周总理的遗容，同他作最后的诀别，从1938年第一次见到他到此时，整整38年了。

1月12日上午，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总理守灵，接待外国使团的吊唁，不少外宾也泪水盈眶，有的女外宾还哭出声来……

那几天，天安门广场上哀乐低回。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青年人满含泪水，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总理献花圈，开追悼会，彻夜不散。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使他们变得更成熟了……

1月12日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的感受：“一个政治家在世界上声誉如此之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如此之深，他的逝世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古今中外能有几人？！”

1月15日下午，我们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当小平同志在致悼词时说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我们的总理感到深切悲痛时，全场一片哭声。追悼会后，总理的灵车前往八宝山途中，十里长街两侧，几十万群众冒着严寒，伫立迎送，哭声不绝，人类历史上有过这种场面吗？！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总理逝世后不到3个月，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总理逝世后不到9个月，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揭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老兵，我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协助他工作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他的关怀、支持、勉励与批评，不会忘记38年间他所给予我的谆谆教诲，不会忘记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构筑起来的高尚品质和伟大风范。

（作者系国务院原副总理、国务委员，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