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应对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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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虽然是外事工作中如何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复杂问题，如何同各类复杂的人士打交道的问题，但对做好秘书工作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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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从毛主席、周总理那时起，我国领导人就很重视做外国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不分左、中、右。周总理经常对外交部的同志讲，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对外国人要加以分析，不要先入为主，过早地轻率定性。不能把问题简单化，非此即彼，非友即敌，这样划分不科学，逻辑上也讲不通。友好与不友好要用具体事实说明。工作做得好，不友好的会慢慢好起来；本来比较友好的，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也可能变得疏远，不友好。周总理的这番话使我联想起我们同美国等打交道的一些案例。

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工作要敢于碰硬，努力化解矛盾。围绕《八·一七公报》的斗争就是一例。中美建交的第二年，即1980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发表了许多对华不友好的言论，并写入竞选纲领。8月22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专程前来解释的副总统候选人G·M·布什时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行。如果里根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和竞选纲领中的对华关系部分付诸实施的话，必将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一旦里根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付诸实施，中国也只好吞下，那完全是妄想。小平同志的表态义正词严，为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经过艰苦的谈判和较量，1984年8月17日双方签署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这是双方历经两年多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得来的。

2006年，全国人大曾接待了美国的舒默、格雷厄姆等三位议员，他们是舒默议案的提案人和联署人，扬言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27.5%的关税。当时我们人大会同政府有关部委全力以赴做工作。总的看效果不错。当然，不可能指望通过一次访问就改变这些人对中国的偏见，但至少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政策主张。舒默等回美后不久，国会决定推迟舒默议案的表决。转化工作不容易，让那些顽固派彻底转化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遏制他们的反华气焰，使其变得收敛一些。我们工作的着眼点之一是争取那些对我国虽不甚了解但不存偏见、不怀敌意、愿与我国发展合作的议员，扩大积极面，缩小消极面。凡是来中国访问过的议员和议员助手，或我们在美国接触过的议员和议员助手，都可望通过我们真诚、细致的工作，使他们的态度发生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积极的变化。

对外交往中，会遇到很多问题、难题，这是回避不掉的，要因势利导，多做工作。2006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她问温总理，中方能否与达赖喇嘛直接对话？她还说，我曾见过达赖，他担心西藏文化消失，因为西藏的汉人太多了。温总理说，我们同达赖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兄弟都曾多次回国。我们与达赖直接会谈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达赖必须放弃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件，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如果达赖停止反华分裂活动，我们就可以与他就其地位问题进行商谈。我曾经去过西藏，如果有机会，也希望总理阁下能去西藏，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西藏文化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如今西藏的寺庙甚至比“文革”前还要多。

默克尔访华和布莱尔接待温总理访英，会谈时对方都提及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默克尔说，目前德方有两个问题仍有疑问，一是中国公民自由获取信息的问题，二是中国对劳改制度进行改革的情况。布莱尔说，国际上对中方出台限制外国新闻机构在华报道的规定十分关切，普遍认为此举严重损害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温总理据实一一回答。他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很快，网民现已超过1亿人。如果默克尔总理有空上中国的互联网，你会发现获取信息很自由。在人代会期间，网上有约40万网民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有的还很尖锐。中国公民的言论、结社和获取信息的自由是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同时，宪法和法律也要求中国公民自觉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遵守法律。中国将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办法加强网络管理。温总理对布莱尔说，有人说中国限制外国新闻机构的报道，这完全是一个误解。中国对外国新闻媒体和资讯机构开放的政策没有改变。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外国媒体和资讯机构新闻报道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希望并相信外国媒体和资讯机构能够遵守中国的法律。此外，财经、商务信息在中国畅通无阻。

从上述对话可看出，交流的前提是坦诚，共同点要谈，分歧不能回避。遇到敏感问题，面对误解和指责，要敢于直言，善于辩争，力求增信释疑，化解矛盾。

外交工作复杂多变，有交流，也有交锋，要学会运用外交策略，讲求外交艺术。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前，在浩繁艰巨的对外工作中，既准确把握外交战略，又娴熟运用外交策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外交实践。

讲求外交艺术的无数案例闪耀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光辉。比如“见机而行”，就是说外交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采取一个外交行动要把握时机，早一步不行，晚一步也不行。时机不到，不能心急，有了机会，决不放过。时机的把握在外交工作中十分重要。成语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说的就是要掌握好时机。我们同外国就某个问题进行谈判，我们的底线不能一下子全盘托出，要根据谈判的实际情况适时打出或作必要调整，以掌握主动；“后发制人”，就是说我们不去挑起争端，不去激化矛盾，“不打第一枪”，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们同美国国会议员交流中的一些争议，无一例外的都是美方首先挑起，我方是被迫“应战”。“退避三舍”，是说事情发生后先忍一忍，退一退，给你警告，如果你无视警告，得寸进尺，气焰嚣张，再警告，但是事不过三；“弯弓不发”，意思是指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留有余地，必要时藏一手，有备无患；“求同存异”，是讲在不失大原则、不伤及我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做某种妥协和让步。把分歧挂起来，坚持共同点。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要善于去发现，去捕捉。有异是正常的，没有异还有什么对话的必要呢！在一定意义上讲，外交就是国家间通过交往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化解矛盾、发展共同利益。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取得重大胜利，原因之一就是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新中国弘扬了国威，赢得了友谊。

（作者曾任李鹏同志秘书，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