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比语言的鲜活、生动、传神更加重要的，是思想的深刻与方法的精湛。 马克思于34岁时写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被恩格斯誉为“一部天才的著作”，表明了马克思“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 但是，马克思也只能是根据当时已有的客观条件和自己头脑中已然存在的主观思想，来分析他所处时代一些事件的发生、变化，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要学习领会的，绝不是他华丽典雅的语言，恰当准确的修辞，那些只是他的外壳，而是他所运用的理论、方法、思维和逻辑。 是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不管多么伟大，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使用的任何字句，都将不再适用于后来的任何事件，但马克思在分析该事变所使用的理论、方法、思维和逻辑，将完全适用于对后来所发生任何事件的分析。 我们也只能根据已经确定掌握了的理论、方法、思维和逻辑（当然，这些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或者其他任何人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和我们所处的客观环境，来分析现、当代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原因、变化，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这是我们要从阅读马列经典作家的原著学来的本事。 如果我们仅仅是把马克思的语言、手势、语句、腔调、态度，这些表面的、肤浅的东西，不加思索地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运用到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客观实际中去，那么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地、本本主义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 这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的误区。 （七） 冒昧地问一句：马克思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马克思确实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即：“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当然不能用来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只能是对那些仅仅引用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就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否定。 但从这句话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马克思必定是非常反感“马克思说”一类的引证的。 在六祖慧能看来，“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打个比喻，真理好似天上的明月，而文字只是指月的手指，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并不就是明月本身。更何况，看月也不一定必须透过手指。 陈寅恪既研究国学和中华传统文化，又熟悉西方哲学和文明，最终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于宣统年间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一直坚持“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的思想。 他的“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联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背景，应该是要告诫我们，绝不能机械地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 万绳楠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前言”中写道，“这次整理魏晋南北朝史的听课笔记，我惊异地发现：阶级分析和集团分析的观点与方法，竟贯穿在陈老师的全部讲述之中。” 如，陈老师认为，“东汉、袁绍、孙吴、西晋的统治者同属一个阶级”，而曹魏与蜀汉的统治阶级有相似性，施政之道有相通性。这种说法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注意。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取其魂魄，弃其外壳；吸收精华，摈弃糟粕；要内容和精神，不要形式和表面；得鱼而忘筌，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嘛！ （八） 我有时会想，为什么我们的青年节与马克思的诞辰如此接近呢？这绝不是什么冥冥之中自有天定，而是历史的巧合之中寄寓着某种必然。诚所谓，“世上没有所谓的巧合，有的只是必然的结果。” 马克思诞生于1818年5月5日，1919年之前的5月4日，也只是很平常的一天，这两个时间节点原本没有任何关联。两者能够链接起来，只因“五四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毋庸置疑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而运动的重要影响之一，也是在更广范围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参加“五四运动”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是广大的热血青年。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影响到中国的青年学生，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真理力量，与青年学生的报国热情，达到了某种契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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