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崎历年讲话稿汇编之七（2003至2017年）

（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弱化政府职能，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政府要把该做的事做好，把能做的事做优，围绕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能更好发挥作用，做到既不越位，也不失位。

一是充分简政放权。今天上午国务院召开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讲话的主题就是简政放权。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行政管制太多，市场活力不足。或许大家会奇怪，为什么去年我国在经济下行压力如此大的形势下，就业依然持续改善？这主要归于互联网的功劳。以浙江义乌的青岩刘村为例，原有不到1500人的小村庄，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15000余名从事网络销售及相关产业的人员，年网上成交额超过20亿元。去年“双十一”当天，阿里巴巴成交额达571亿元，6年单日成交额增长超千倍，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领域。在最新公布的2015胡润大陆富豪排行榜中，互联网领域占了前十席中的4席，一改过去房地产独大的格局。但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发源于美国，为什么美国的电子商务却没有中国这么发达？是中国的创新能力比美国强吗？显然不是，而是网络经济是中国政府管控最少的领域。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往往不是政府管出来和培育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对于互联网经济这一新事物，政府开始没意识到要管，后来慢慢意识到了，却又不知道怎么管，而实体店早已在政府管控之下，导致线上线下产品差价较大，一些标价两三千元的电子产品，网上的价格要比实体店便宜五六百元甚至“腰斩”。所以网络经济在中国得以快速繁荣，涌现出了阿里巴巴、京东、小米等一批世界级企业。而在美国这样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所有经济领域几乎都没有行政管控，开实体店和开网店的成本差不多，销售价格也差不多，甚至实体店比网店还便宜，所以美国的电子商务没有中国这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充分说明了不是我们互联网经济太活，而是我们实体经济太死，归根到底就是政府管控得太多。曾有一名广东的政协委员绘制了一幅投资项目审批流程“万里长征图”，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厅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我也常讲，一个人长期戴着手铐脚镣，让他跑一万米，给他喝再多的甲鱼汤都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把他的手铐和脚镣给拿掉，让他轻装上阵。下一步，各地、各部门要继续按照“减权、去利、市场化”原则，围绕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若干要点，加快推进行政管理领域、放活市场领域、政府投融资领域三大类改革，重点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资格资质去行政化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非国有资源交易改革、政府投融资领域等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为促进经济发展释放更多活力。

二是强化规划引领。规划是政府最大的资源，通过规划可以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明确工作重点，并以此来引导社会各类资本、要素集聚，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健康、集约、有序。在产业规划上。去年市里已经明确了区域产业规划体系，但每个产业都还有很多门类，一个地区不可能所有门类都发展，需要进一步加以细分和明确。下一步，各地要围绕现有产业布局，重点在做好专项产业规划上下功夫，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比如家电产业，门类就非常广，有大家电、小家电之分，也有白色家电、黑色家电、米色家电、绿色家电之分，通常按照产品的功能和用途，将家电产业分为制冷电器、空调器、清洁电器、厨房电器、电暖器具、声像电器、整容保健电器和其他电器等八大类，其中每一类都还有很多小类，比如声像电器，包括微型投影仪、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组合音响等。而每一小类又有很多种产品，以电视机为例从使用效果和外形又可以粗分为CRT显像管电视、背投电视、投影电视、平板电视四大类，其中平板电视又可以分为等离子、液晶等。其他产业也大致如此，门类非常庞杂。各地一定要编制好各个产业的专项发展规划，明确下一步产业发展重点，不仅明确到大类，更要明确到具体小类甚至产品，有重点、有选择地加以发展。在城市规划上。大家都有这样一种直观感受，凡是在医院和学校周边的房子都好卖，如隆城颐和安置小区，开始都觉得位置太偏，很多人不愿意过去，后来规划建设第一人民医院，一下子变成了“香饽饽”。这充分说明规划不仅关系到促进整个城市的有序发展，对局部片区发展也具有明显的激活、推动和引导作用。为此，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五规融合”的思路，在做好城镇空间规划、功能布局规划、各类专项规划等三个层次规划的同时，特别要做好城市功能性布局的优化，把握好规划的细节设计，通过学校、医院等功能性设施的规划设置，以及公园、景观、水体等休闲设施的规划设计，带动城市开发建设，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如利用自然资源建设一些生态公园，利用重大工程取土建设城市小水泡等。张家港暨阳湖生态园区，就是利用修建沿江高速公路集中取土的机会，开挖的一片人工湖，不仅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位，而且因势利导，建成了集休闲、娱乐、度假和居住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这里也强调一下，规划一旦确立，就要“一张蓝图干到底”，千万不可沦为“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20年，无论工业用地、商住用地，还是公建配套设施用地，都严格按照规划用途使用，对短期内不明确用途的地块，宁愿种上草坪，也不随意开发，现在园区的实景图和20年前的规划图任然高度吻合。对此，我们也要以苏州工业园区为榜样，严格做好规划执行，维护好规划的刚性和权威。

三是创新支持方式。从最新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我们既要看到国家禁止做什么，也要看到国家没有禁止什么。去年，国家和省在品牌创建、科技创新、人才引培等方面出台了很多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如12月9日国务院出台清理税收等优惠政策文件的当天，江苏省财政厅和省经信委共同下发了《关于印发<江苏省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提出以产业扶持资金的方式支持经济发展。对此，我们要牢牢把握、创新落实，重点做好四个转变：从补企业变为补产业。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以光伏产业为例，西方国家总是指责中国对光伏产业补贴过多，其实他们补贴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我们是对企业进行补贴，而他们是对整个产业进行补贴。如美国政府在2005年制定了《联邦能源政策法案》，规定对光伏系统的投入可以用来抵扣税收；德国政府于2000年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根据不同的太阳能发电形式，政府给予为期20年、0.45-0.62欧元/度的补贴，每年递减5-6.5%。2010年4月1日起，德国调降住宅等建筑用太阳能电价15%，7月1日调降大型太阳能电站太阳能电价25%。对此，各地、各部门要改变过去“一事一议”对企业直接进行补贴方式，通过设立产业发展资金，发布标准，实行“达标”即补。一是补重点产业，对市委、市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进行补助；二是补产业链关键环节，对可以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链、完善产业链的强链、补链环节进行补助，做长做粗产业链条；三是补价值链增值环节，鼓励企业向设计、研发、品牌等“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提升产业层级。从补规模变为补科技。改变以往与投资规模挂钩的扶持模式，加大对企业的科技研发扶持力度。以研发投入、研发中心建设、首台套设备购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标准创新、技术改造等为重点，通过科技创新券的方式，对企业予以补助，既要逐步扩大补贴金额、让更多企业受益，也要更加突出重点、聚焦支持、形成合力，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券的杠杆作用，促进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从补人头变为补培训。改变过去对企业招工按人头补贴的传统方式，加大对企业培训扶持力度，帮助企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深化“订单培养”、“冠名班”等校企合作模式，培养高技能专业人才。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双轨制模式，推进职技院校中德合作，采取“3+2”（国内3年、德国2年）办学模式，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积极实施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为企业培养更多适用性人才。从补产品变为补配套。加大对印染、电镀、模具制造等重点产业链条中既非常关键、又相对薄弱环节项目的补贴力度，通过直接借款、委托贷款或股权投资等方式加以扶持，不断提升产业配套能力。探索利用标准厂房，建立产业配套集中区，为规模较小且产业配套必需的相关企业免费提供生产场所。从补生产变为补消费。对个人消费或企业类中间消费，制定相关标准促进产销深度对接，实现以消费促生产。这“五个转变”是新常态下，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新举措，但有的是应时之举，而非长久之策，也并非完全符合WTO的游戏规则。对此，我们要按照“四海战略”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用长远的眼光、更加宽广的视野来推动政府的行为方式更加规范化、国际化。根据WTO规则，要用足“绿箱”政策，用好“黄箱”政策，禁用“红箱”政策。从美国看，美国政府主要围绕提供创新资金、税收优惠和服务方式创新三个方面，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融资支持等方式等多种优惠方式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从德国看，德国政府通过提高中小企业的设备折旧率，使得中小企业的非课税收入增加了16倍，减轻了企业税负。为鼓励风险投资公司积极扶植中小企业技术革新，要求国家银行投入与风险投资公司等额的资金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使用；鼓励私营金融机构为新建企业提供风险投资，由政府承担80%的风险担保，等等。对于这些扶持企业的方式，我们要有“拿来主义”精神，认真加以学习借鉴。

四是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去年7月份中南海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对李克强总理说，“格力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需要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过去我们很多干部都认为，优惠政策是吸引企业的最大武器，其实，有实力的企业，往往看重的并不是优惠政策，而是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那么，究竟什么是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就是企业在开设、经营、贸易活动、纳税、关闭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的政策法规所需的时间和成本等条件。世界银行曾专门制定企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并根据量化指标对15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综合排名，新西兰第1、新加坡第2、美国第3、香港第7、台湾第35，大陆排到了91位，基本上营商环境指数排名越高或越靠前，从事企业经营活动条件就越宽松，经济也越发达。对于宿迁而言，我们建市晚、底子薄，既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独特优势，在当前政策优势衰减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在营商环境上下功夫，让外来投资项目在审批、收费、评审等过程中体现出公开、公平、公正、高效，吸引客商到宿迁投资、创业和发展。对此，各地各部门要积极研究谋划，努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宿迁后发快进、跨越发展中赢得新优势。优化法治环境。对于企业而言，最好的发展环境就是法治环境，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严肃查处各类恶意竞争、行业垄断等违法行为，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让企业实现公平竞争；最大的政策支持就是制订明晰而稳定的规则，通过制定制度和标准引导企业合规经营，让市场主体都有明确的发展预期。优化体制环境。通过改革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探索推进“一企一码”改革，依托江苏省企业注册登记并联审批平台，以工商营业执照为载体，将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整合原营业执照注册号、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税务登记证号为一个独立商事登记证号，切实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实现市场主体和监管部门“双减负”目标；试点实施注册建筑师制度，推进施工图审查市场化，深化建设领域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化导向，打造“易审批”集中审批服务平台和“易评审”集约评审服务平台，实现审批效能化和便利化；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和各类检查评比，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深化“两资”去行政化改革，加强与有影响力的培训机构合作，加大中介组织培育力度，切实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优化服务环境。以开展“三服务三促进”活动为抓手，旗帜鲜明地提升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防止服务企业的意识出现淡化，积极谋划开展一系列更有针对、更具时效性帮扶举措，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机关作风、提升服务效能，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发展、项目推进和园区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帮助企业顺利投产达效。优化载体环境。坚持把开发区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培育吸引外资新优势的排头兵，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同苏南开发区看齐，认真做好“九通一平”建设，为企业顺利入驻提供优质的外部环境。重点推进电子商务集聚、区域快递配送、现代服务业发展、定制经济创新示范“四大中心”建设，争取早日将宿迁电子商务产业园创成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此外，要着力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一方面，探索组建物流信息平台，实现“公铁水”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互通，制造业和运输业之间物流信息转换，以及区域间的互通等，提升物流运作效率；另一方面，规划建设物流园区，引进第三方物流公司，建立仓储一体化基地，引导企业把物流外包给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公司，缩短商品在途时间，减少商品周转过程的费用和损失。

五是搭建平台。当前，政府虽然不能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但可以通过搭建平台的方式间接为企业服务。要按照市场化的理念和方式，围绕企业生产、采购、销售、流通等各个环节，为企业搭建各类平台，帮助其降低成本，提升效益。在企业用人上，构建人才引培平台。完善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功能，建成在线提供实时互动服务的虚拟平台，为企业开展人员招聘提供接口，统一进行信息发布、报名，提高企业人才招聘的时效性，促进企业吸引更多优质的人才。如上海市专门成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组建“千人计划”网站，开设网上沙龙、网络服务专窗，搭建网上互动交流平台，为企业招引高层次人才。在科技创新上，打造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以PPP模式，支持公共研发平台建设，强化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与管理，推动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成为集技术研发、产业服务和企业孵化为一体的创新综合体，建立研发检测大型仪器共享平台，提升服务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如昆山市科技局构建了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包括科技信息、仪器共享、人才发展、科技金融、技术转移、产学研合作、知识产权、项目孵化八个子平台，围绕科技服务这一核心内容，在仪器使用、人才引进、融资需求等方面为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提供“私人定制”服务，充分激发了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力。在产品销售上，搭建地产品配套销售平台。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组织不同规模、不同专题的地产品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地产品实现本市配套销售，支持全国著名的商会和行会到宿迁举办各种展销会，鼓励本地龙头企业举办产品订货会、展销会等活动，帮助企业拓展销售渠道。在信息提供上，完善“大数据”服务平台。依托宿迁经信网，开辟产业信息发布和应用查询通道，根据企业需求，提供涵盖企业开设、设备购买、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全链式数据支持服务，促进企业实现精明发展。

六是加强制度监管。市场秩序不是自发形成的，政府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也要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将行政行为纳入法治框架内考量。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要求，对权力运行进行全程、实时监控，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对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决策，引入无利害关系、无利益关联的第三方机构拟订草案；健全重大决策合法性、风险性和廉洁性审查评估机制，未经审查评估或审查评估未通过的，不提交集体讨论决定；建立决策事项实施情况评估制度，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动态调整；探索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网上公开运行系统，规范决策过程和决策事项实施，提高行政效能、提升督查效果、增强决策透明度。推动政府管理方式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特别是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加快构建体制健全、制度完善的过程监管体系，健全证照联席会议制度、平台运行监测制度、联动监管考核制度等证照联动规则。运用信用手段推动监管制度改革，建立失信市场主体黑名单，依法实施惩戒，促进市场主体诚信自律。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对个体工商户和无债权债务、未开业运行企业等符合退出条件的，实行简易注销程序，通过减流程、减材料、减时限，为市场主体和创业者寻找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创造条件。加大对市场主体产权保护力度。18世纪中期英国有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就是不能进”，意思说穷人的房子再破旧，也是他个人的财产，国王无权干涉。同样在18世纪中期，流传一个“波茨坦磨坊”故事，大意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在波茨坦建造行宫，强行拆掉了一座并不属于他的旧磨坊，被磨坊主人告上法庭，最后法庭一致裁定威廉一世侵犯原告人财产权利，责成其在原址重建磨坊。在太仓德资工业园内，有不少科技企业不愿意申报知识产权专利，就是担心自己知识产权受到他人侵害。这三个故事的共同之处就是产权。对权利的保护是最好的发展，作为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要充分尊重社会主体的劳动成果，充分尊重企业科技创新价值，在法治框架内加大对企业产权以及知识产权侵害行为的查处力度，真正营造公正、平等、开放的市场环境，让市场主体充分发育。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论述四个文件”就是要求我们实现转变，踏踏实实按照新的要求抓好落实，共同致力于遵守新常态规则，共同致力于推动政府效率和作风提升，以新常态下的新成效向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汇报。

五、努力提高“警商”

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发现问题，若时时处处有警觉，思想上、行动上自然就会有所谨慎、小心，或许不能把问题消弭，但却可把损害降低。所谓“警商”，其实与情商、智商一样，是一种自身能力，体现人的警觉指数，主要是指对周边环境变化、形势发展走势的观察力和敏锐感，以及对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言行、身边各种诱惑的警惕性和辨知能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务必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商”，增强对事物变化和发展的敏感度和预见性，做到见事早、反应快，看大势、知细行，确保关键时刻及时、果断、准确地做出正确决策，牢牢把握住各项工作主动权。

一是保持对政策形势的敏感度。政策形势是大环境，如果环境变冷了，我们还穿着单衣上路，感冒发烧也就很难避免。比如在八项规定之前，可能存在提高接待标准的问题，但是现在可能因此被处理；在“四个文件”出台之前，我们但凡缺资金就会想到举债，但是现在受到诸多制约，已不可能随意举债。政策形势的变化，不可改变但可预见，其实每项政策出台之前都有一定的信号释放，完全可以抢先一步采取措施。比如融资问题，去年我们早早就要求五大平台抓紧把资金融到位，就是因为我们警商意识强，从宏观政策层面释放的信号尤其是中央领导讲话中，敏锐察觉到中央下半年会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性债务加强管理，2014年10月，中央正式出台43号文件，现在再想通过平台融资，已经不可能了。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对政治、政策、形势的高度敏感性、洞察力，敏锐捕捉变化来临的早期信号，善于从经济运行的现状中找出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走向，从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表象中揭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做到思想上先人一步、行动上快人一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二是保持对经济问题的敏感度。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但问题也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契机，因为问题往往蕴藏着前进的密码。当前经济发展进入了“新轨道”，有人说乘客出现“晕车”等各种不适应情况也很正常，但究竟是“晕车”还是“生病”，需要我们见微知著、科学研判。对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显性和隐形问题，我们既要做到防微杜渐，注重跟踪分析经济问题变化形态、发展走向，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及早采取必要的措施管控处理，比如企业“两链”风险，必须高度警惕，果断出手，绝不能让其演化成为区域性金融风险；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冷清看待当下企业出现的减产、破产等种种问题，不能过度敏感、自乱阵脚，也不能越俎代庖、随意干预，应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决定企业的优胜劣汰，维护市场经济的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