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从事出，片言成典----向毛主席学习写文章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说：“我要能再活10年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容斋随笔》是他去世前读的最后一部书。

题记：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是伟人，是政治领袖，也是文章大家。从来的纪念都是对历史的盘点和对未来的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积累下不少问题，在文风方面更是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以史为镜，这也是正常思维，正常逻辑。毛泽东说过：“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所以，重提毛泽东的文风，研究它、学习它，实际上是对现实中某些不良文风的批评和对良好文风的呼唤。

上  篇

毛泽东的文风正如他的事业，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抽取某几个侧面。从今天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文风有四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可以从其文章的气势、思想、知识和语言来认识和领会。

第一个特点是有气势，即有革命家的气势——“理直气壮，舍我其谁”。

领袖是什么？是领头羊，是旗手，是灯塔，是大丈夫。当领袖先得有一种“丈夫立世，独对八荒”的英雄气概。凡是读过毛泽东文章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那种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的气势。请看他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真是气贯长虹，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这一段文字由周恩来手书，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两个伟人的作品，文章、书法都可谓中国最大的一块“双绝碑”。这种气势在他一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这是由其理想、意志、学识和性格决定的。他最早的上小学时写的一首诗《咏青蛙》就气度不凡：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他在青年时期办《湘江评论》，面对风雨如磐的黑暗世界就喊出：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讲: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在革命取得胜利时，他讲：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的一生绝不服软，绝不示弱，他的文章和讲话始终充满硬气、正气和王者之气。

第二个特点是有思想，即有思想家的高度——“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领袖是什么？是思想家，他要用他的思想来统一队伍，率领民众改造世界。人们读领导人的文章不是读小说，也不是来听他说空话，是要获得思想，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思想”这个称法之所以得到认同，是因为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思想，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解渴。毛泽东文章中的思想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的战略思想。他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思想，并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战略；解放战争时期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政权之初的反贪廉政；还有一系列的建党、建军思想。

二是具体的思想。他在谈每一个具体的、个性的问题时，总能归纳出本质的、共性的哲理。这就是领袖，政治领袖，思想领袖。所以他的文章总是那样耐读，有味，并让人永远地记住。他在《重庆谈判》一文中讲当时的军事形势说：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在许多地方被人引用。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到苏联访问，在一场临时的接见中讲出这样的至理名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叫“理从事出，片言成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从而成为经典。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成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他文章的魅力。

综上可知，领袖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水平已经到了那一步，随便说出便有思想含量。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即有学者式的积累——用典丰富，文库史海，随手拈来。

领袖又应该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他文章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明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引经”。比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宏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据典”。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要做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都很幽默。

毛泽东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出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