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要牢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战略定力，一个是颠覆性错误。底线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刚才那几把尺子，我认为就可以作为原则和底线。战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能因为别人批评、指责、谩骂我们就不去做，不能因为别人鼓掌、喝彩、叫好我们就去做，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这叫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些理论、一些口径、一些标尺，一旦松动，就有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部门、重要行业82%的服务器、73.9%的存储设备、95.6%的操作系统、91.7%的数据库都是国外产品。在涉及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频频出现美国的“八大金刚”的影子，对于这种现象，恐怕我们就要多想一想，这些对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有没有影响呢？如果联系一下我们开头提到的“棱镜门”，这些看似与意识形态不相干的事务里面，可能也隐藏着相当大的意识形态风险。 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XX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 对于一些所谓客观报道的新闻要多想一想。比如，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将袭击者直接定义为恐怖分子，并大加声讨。但是我国“3·01”昆明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仅仅称恐怖分子为攻击者，同时还提到了其他的向外国人开枪、向恐怖分子开枪等内容来淡化恐怖袭击的性质。在这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的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具有偏见色彩的意识形态选择。 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怎样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要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举个例子，有人宣扬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客观可行的，对于贸易双方都是“双赢”的。但是，自由贸易理论一旦运用在贫富强弱不同的两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行使权将极为不对称，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的“双赢”这么简单，实际上是强国对弱国、富国对贫国的一种掠夺乃至剥削。所以，简单的理论推演背后，如果不用意识形态之眼去审视、思考，我们将犯下多么幼稚的错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自由贸易理论进行了揭露。李斯特所在的德国当时是一个弱国、一个后发国家，而亚当·斯密所在的英国正是一个先发的强大的发达的国家。这种历史上已经揭示出来的问题，我们就要去思考，尽快地让自己在理论上成熟起来，不要犯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是披着“中性”面纱而代表强国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西方经济学中这种貌似“中性”的理论比比皆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不要被这种“中性”的外表所迷惑，而是面对这些理论要多思考。理论本身是一回事，理论的应用又是一回事，理论在不同时空场景中的应用恐怕比理论本身的推演更重要，更加值得我们思考。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如何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反观某些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标准就比较简单、直接、粗暴、机械。比如，是不是实现选举了，是不是实现一人一票了，是不是实现政党轮替了，用这些表面的形而上的并不适合绝大多数国家国情的程序主义的东西来衡量民主，那么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大家是能够看清楚的，是能够想明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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