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不仅强调要善于团结和自己的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且还特别提出“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同上书，第1443页）的重要思想。对这些同志要“一看、二帮”，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既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又善于团结犯了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议把包括王明在内的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他在说服其他同志时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有同志回忆，七大选举那天，唱票时代表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仍然坐在台上听唱票，直到王明的选票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离开座位。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个事例，是贯彻党内团结方针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内团结问题，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并且把它作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 一是要“力戒骄傲”。他说：“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同上书，第1443页）毛泽东历来倡导党内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在分析党的历史上所犯错误的原因时，总是把它归结到党内出现了骄傲情绪。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史学论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骄傲所以会导致失败，这是因为，骄傲了就会不恰当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会影响和损害党的团结。这是党的历史教训所证明了的。当时中国革命正面临着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特别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同上书，第1443页）后来他在党的八大提出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成为激励共产党人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的经典名言。共产党人所以能够避免历史上农民战争失败的命运，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不仅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理论指导，而且能够自觉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洗涤自己身上的污垢。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能够进行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从不讳言自己的错误。1945年，他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说：“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他当着全国7000多干部的面，作了认真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 不能隐瞒。”他还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78页）这些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党内完全平等的民主作风。 二是要“划清两种界限”。这里提到的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4页）划清这两种界线，是关系到客观事物的质的规定性问题，是关系到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处理的大问题。毛泽东在这里强调，对一个人必须有全面的根本的估计，如果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就有可能把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种令人痛心的教训，在党的历史上曾一再出现过。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转入审干阶段以后，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白区的许多同志，抓住一点，波及其余，无限上纲，当成“特嫌”加以审查，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种错误做法，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调查研究等审干方针。随后又规定了肃反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他说：“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他诚恳地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4页） 毛泽东所以把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作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是因为党内团结是完成党的任务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正如他要求“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一样，就是在工作中要学会协调，要互相配合，要有节奏地进行，这就需要依靠团结的力量，互相理解和配合，才能演奏出胜利的乐章。所以学会“弹钢琴”，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境界。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是在方法与目的相统一的高度上重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因而要充分重视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正确性，重视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切实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建设，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
说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