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举例说，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同上书，第1442—1443页）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同上书，第1442页）这是对党的领导经验和领导方法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他自身实践经验的深刻说明，对我们今天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来说，是极其有益的经验之谈。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把握客观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呢?在毛泽东看来，这只有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唯一正确途径。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现在，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又提出领导干部“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页）这就是调查研究，就是“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的工作方法。这正是毛泽东所坚持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80页）为了保证土地革命正确而健康地开展，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工作。他在《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9页）正是这样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毛泽东这种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堪称全党典范。 在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就是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提了出来，为理论联系实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同上书，第115页）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109页）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这表明，毛泽东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惟一正确的途径，正如他所指出的：“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页）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中体现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既是党内民主的过程，也是集中群众智慧和正确意见的过程。为了保证这个过程的正确和效率，他提出的相关工作方法具体而周到，生动易记，比如，他提出要有“安民告示”，不要临时凑合，不要开无准备的会，不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一旦形成决定，就要“抓紧”，他特别强调“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等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这些看似通俗易行的方法，实际上坚持下来并不容易，要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要有忠实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态度，才有可能真正实行，才能完成党的任务。 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 党内民主和党内团结，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党委会不但要增强自己内部的团结，而且要通过正确的工作方法，不断加强党内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同上书，第1443页），并且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共产党人是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的宗旨，是不谋私利的，因而有着团结的坚实基础。但是，由于认识的差异，掌握情况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工作中会有意见的分歧，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其中虽然也存在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分歧（这应当是不越过党的章程规定为底线），但都应当是允许的，都应当在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尊重少数，允许保留意见，而不能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更何况，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团结和保护少数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事实上，在党内可怕的并不是存在不同的意见，真正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就是党内只允许一种声音，那样的话，党内民主，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不复存在，就会危及党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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