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公室的同志，除了比较多地起草文件、讲话和写汇报材料、经验总结、工作计划等“材料性”的文章，还要写些“新闻稿件”，有的是领导安排写，有的是单位拜托写，有的是自己觉得应该写。这样的文体以消息、通讯、言论为主。大凡新闻写得多、写得好的办公室同志，他们的材料性文章质量都比较高，二者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互相调剂，还能收到“个人有提高、单位有名声、领导有表扬、媒体有奖励”的多赢效果。我以为，新闻写作也是秘书们必练必备的一项基本功夫。 我在这里主要说一下写人物通讯的一些个人体会。 在众多新闻体裁中，我偏爱写人物通讯。我写的人物通讯上过《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并都配发有评论员文章，上过《知音》《深圳青年》等几十家全国知名的刊物，六次获全省县市报好新闻一等奖，一次获湖北省人大好新闻一等奖，一次获湖北省政协好新闻一等奖，五次获湖北新闻奖。获奖是其次，重要的是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在我单独撰写和合写的人物里面，一人被评为“全国十佳少先队员”，一人被评为“全国十佳科技带头人”，一人被评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先进个人”，两人被评为“抗洪烈士”，得到过江总书记99抗洪总结讲话中的点名称赞，有三人被中央电视台作为主角制成电视连续剧，多人被评为省市劳模、县市特等劳模，这些人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重要典型，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的发展多少起点作用，我为之骄傲和自豪。 你让我心头怦然一动，我才肯写你 什么叫通讯？通讯的书面定义是综合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报道客观事物的新闻体裁。它与消息构成新闻媒体两种最常用文体。消息旨在让受众知道或早一点知道，通讯则想让受众多一点、详细一点知道。通讯分人物通讯、工作通讯、风貌通讯、事件性通讯、问题性通讯等。以报道人物事迹和人物思想为主的通讯叫人物通讯。 我喜欢写人物通讯，但我从来不随便写人物通讯，无论是以前当通讯员还是后来当记者当总编，没有人能强求我用通讯体裁写我不愿写的人物。换句话说，我的人物通讯写作是自由的，我所写的都是我愿意写的，我愿意写的都是我觉得值得写的并且值得我亲自写的。 值不值得写实际上要看有没有写的新闻价值。我当然可以用书本上关于新闻价值的理论来阐述我所写的人物为什么值得写，但是实际操作中，我忘记了这些理论，或者说，最初的一部分写作我并不知道有这些理论，我只是凭感觉。我曾经写过《大山里藏了个微型小学》，开头有这么一段直白：大山深处，一个十八岁的女子，教5个年级6个学生，这是一种诱惑，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它让我不顾一切地去跋山涉水寻找她。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个女老师的理由，准确地说是感觉。我把这类感觉叫最初的冲动，那就是说，我第一次接触你，不管是面对面的接触，还是道听途说的接触，你有让我冲动的东西，或故事、或成果、或影响，反正你要让我平静的感情之弦怦然一响，或者平静的感情之湖咕咚一声，有这么一个响声，你和我就都拥有了机遇，我会哪怕是痛苦但绝对是快乐甚至是享受般的写作。你呢，保准就出了名，只要我肯写，你绝对就成名了，我所写的人物差不多个个都“成名”了，有的成小名，有的成大名，即使不成名也会成就一番利益，真的。这种让我“怦然一响、咕咚一声”的例子我这里举两个：一个搬运工人，他叫徐永富，我到沙市做客，听一个朋友说这个人因打架坐过牢，出来后发誓做好人，不知怎么碰到一个孤儿，他养着，后来又碰到一个，再养，一连养了几个，前街后村都知道了，把拾到的婴儿都往他那送，他这一养竟养了20多个，一个大老爷们日夜围着孩子转，自己的3个孩子没精力管，寄居在亲戚家中和学校里。有了，这足以打动我了，我当时在荆州团地委工作，沙市不在荆州管辖范围，但是文章无地界，此人不写睡不着。我一连八九天天天下班骑车往沙市跑，最后写成《蓝天下不让孤儿再流泪》，《知音》发，《法制日报》发，国内和国外几十家媒体发，徐永富当年被中宣部评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先进个人”。第二年，中央电视台投资几十万元专为他拍了一个六集电视剧《好大一个家》，香港台湾好多慈善家亲自上门为他捐款。 有个手掌残疾的考生李桢荣，那年考全县第一，比清华大学录取线还多20几分，可是因为残疾没一家大学肯录。我们报纸发现后为他开了一个专栏：“关注李桢荣”，一关注有效，湖北大学愿意录取他，可他家太穷了，拿不出一分钱上学，报纸继续关注，面向社会募捐，县委书记知道此事，组织单位募捐，一下子给他捐了六万元，不光上大学的钱解决了，连读研究生的钱也有了。我有半个月时间就在这个活动中，但我并没有写作的冲动，我觉得这是一般的扶贫助学。后来，县委书记把捐来的巨款递给这个学生，他并不是很激动，更不是电视记者期待的感激涕零，我有点惊讶。后来，我用车把他送到湖大，一路上闲聊，令我更加惊讶，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余总编，我确实感谢你们，但我为什么要感谢你们呢?我考上了清华北大，都无人录取，还要你上下呼吁，我才录个湖大，都在说关心残疾人，我不需要关心，我只需要正常考生的待遇。”“马路上尚有一条盲道，高考怎么无人修一条残道？！”就这，就这几句话，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年青人。武汉回来，我按捺不住，连夜赶写这篇通讯《无掌状元李桢荣》。 我的人物通讯大多来自这种“怦然一响、咕咚一声”，但也有一小部分例外，例外的那部分没有“当初的冲动”，但经过反复的思考，觉得有写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我个人开挖这个人物的新高度和新境界，这类人物多半是人家已写过，或者大家都来写，而我愿写，是因为我估计我会写出人人笔下所无。比方说写杨凤玲——杨凤玲是全国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学雷锋标兵、全国拥军模范，她的国家级荣誉多得很，全国大报大刊写她的大大小小文章不下千篇。妇联的同志想请我再写杨凤玲，我说“让我想想看，我愿写再跟你们联系。”在反复研究杨凤玲材料和多次接触杨凤玲本人及周围乡亲们的基础上，我找到一个新视角：杨凤玲，她是中国民主与文明进程中的一只风标，杨凤玲代表正在觉醒的中国农村妇女和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形象。有了这个角度和高度，我才答应写这篇文章，标题是：《人民大会堂：静听农妇说国是》，没想到这稿子还出了彩，湖北日报发头版头条，当年获湖北省人大好新闻一等奖，并被推荐全国评奖。 让事实的细节作主体发言 写人必写事，否则是评语。人物通讯肯定要让事实说话，而我要说的：人物通讯，要让事实的细节作主体发言。 我写《蓝天下不让孤儿再流泪》，几乎每段都有细节。我还记得孩子们跟我讲的这么一个细节：有个新来的女孩子顽皮，逗打时把一粒纽扣吞进了肚子，徐永富赶紧抱她去找医生，医生说不要紧，它会随大便拉出来的，有了这句话，徐永富每次都要亲自端着盆子给这孩子接大便，孩子拉完后，他就用筷子反复检查，好几次用手仔细地捏，三天后那扣子给捏出来，徐永富举着扣子大喊：“出来啦!出来啦!”。 我写《生死两界》，98抗洪，年青的刘伍子因疲劳摔下船掉进河里，他的老父亲听到响声赶紧扑下去救人，几个回合，年事已高的刘父就不行了，可儿子一把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脚后根，情急之下，他本能地喊了一声：“儿呀，我也不行了”，儿子可能听到这一声喊，松开了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父亲，自己沉下去了。采访的时候，刘父一遍遍地哭诉着这个细节，我含着泪把它写在文章的开头。 我写《无掌状元李桢荣》，一个女同学跟我介绍这样一个细节：李桢荣因穷没钱买菜吃，天天吃光饭，他生怕同学们笑话他，每次打饭出来，他总是急急地离开食堂，蹲到墙角下，用那只无掌的手臂托着饭盒，几大口几大口狼吞虎咽地把饭扒下去，脖子一伸一伸地往下硬咽，眼泪咽出来了，他用袖子一擦，吃完了，他便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食堂，和同学们一边逗着乐着洗碗洗筷。 我说的细节就是这样的细节，真实的、感人的细节，支撑文章主题、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典型的细节，成组的细节。我说典型的细节，是在较多的细节中筛选出来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而成组的细节，是努力在一篇通讯中有不只一个而是一组典型的细节，一般来说，两千字以上的通讯，不少于3个细节。 语言动作应该个性化 我写杨凤玲，一开篇有这么一段文字：“我先说。”主持人话音刚落，杨凤玲边举手边站了起来。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小声问主持人“她是谁?”杨凤玲马上响亮地回答：“湖北省监利县农民杨凤玲”，主持人请她上台讲，杨凤玲伸出两手拢了拢齐耳的短发，放下手整了整前后衣襟——这是江汉平原农村妇女人前露脸的习惯动作，然后，微笑着走上主席台，对着话筒“呼”了一下，开始了她的发言。 文中有一段这么写：杨凤玲为本村农民讨说法找到广州，找到那个骗子，开门见山：“我是人大代表，我代表本村农民找你讨回骗走的三千元钱！”那人很不客气地说：“你人大代表只到湖北作代表，还管起我广东来了！”杨凤玲“嗖”的一声从怀里掏出一个红本来，“拍”的一下往桌子上一拍：“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的事我都管!”那人听了一怔，通红着脸，不做声了。 这样的动作和语言，完全是杨凤玲独有的，熟悉杨凤玲的读者说：这篇文章真把杨凤玲写活了。 而另一个农民典型张新芝又别是一番风采。我曾用原汁原味的监利桥市话为她写了一个长篇通讯《种田大王张新芝》。她没见过大世面，第一次到武汉开会出了不少洋相，开会要她发言，她吓得直发抖，连忙摆手说：“我冇做么成绩，不该发。”但当她听人家发言说种了几十亩果树，养了上百亩鱼，她突然站起来举手要求发言，她说“我种两千亩田的粮食，年收入十五万，比你们大家都多，全乡我第一，全县是大王。”第一天吃午饭，她不知道怎么吃自助餐，她“学雷锋”主动帮人家打了三四盘饭，人家不领情，害她一个人吃，吃就吃，吃得一盘不剩，撑得她两天怕进饭厅。我有选择地剪裁她讲的一些故事，突出写她敢作敢为从不服输的个性化的语言动作，写成之后，念给她听，她乐得跟孩子似的，说我真会画像，画的“神秋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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