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文的说理艺术与新闻评论写作

　　政论文古已有之，指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现代的政论文涵盖了新闻评论，同时又是论说文的子形式。论说文“是一种通过对具体事物(事实)的分析或理论推导，证明、阐述一个道理、观点或批驳、否定一种认识、主张，从而传递自己的看法、见解和争取预期说服效果的文章或话语形式”。①这就决定了，政论文与新闻评论在强调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问题的同时，必然具有明确阐述对于论说对象的看法、以说理为主要手段这些论说文的基本特征。而新闻评论作为“报刊、广播、电视播发的对当前重大问题和新闻事件提出看法、进行评议的一种论说性的新闻文体”② ，更具有新闻文体的一般特性而已。因此，尽管政论文与新闻评论的内涵与特征有相当的差异，但从文体性质上说，说理的艺术与技巧应是一脉相承的。下面，我从选题、结构、文采三个角度，简单分析一下我国古代政论文的说理艺术对于新闻评论写作的启发。

　　一、万壑有声——从立意到选题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作诗“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八个字用在政论写作上同样适用。这里的“立志”，可理解为立意。它产生于写作之前，包括确定全文的主题思想内容、作者的构思设想和写作意图及动机等。对于政论文来说，立意是论辩的开端，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在新闻评论中，立意的着眼点往往在于选题，就是选择文章所要论证的问题。关于选题，至少有三点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名篇中获得裨益。

　　首先是大处着眼。即选题要有宏观性，作者应具备整体观、大局观，这一点非常重要。无论是什么样的文章，选题都是首要的方向性的选择。我们分析古代的政论文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时代背景，因为许多事情，会随着时代、环境、具体语境的不同而变化，比如王安石的政论文中，很多观点非常偏颇，但大都是与当时熙宁年间变法的复杂环境相关联的；再比如马基雅弗利在1513年写《邦主鉴》(The Prince)的同时，在撰写另一部较长的作品《罗马史论》(Discourses)，而后者显著地带有更多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色彩。因此罗素认为读《邦主鉴》这本书要特别切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不并读《罗马史论》的人，对他的学说往往容易得出一个很偏颇的看法。”③反过来说，我们写文章时也拓宽视野，只有充分考虑到大的时代环境，立论的时候才会有深度。

　　例如在针对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乔云华《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一书的一篇时事评论《李真是权力的影子，不是人性的蛀虫》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仅仅把谴责放在李真的‘人情人性’上，难以服人。李真迅速升迁并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制度才是问题关键。”在引证了历史上相关的类似事例之后，又总结道：“影子权力分享乃至延伸权力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渗透到集体无意识中了。现在分析李真，应该更多的从民族的文化心理、政府的体制选择、政党的自我更新等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李真的事不是李真自己的，李真犯事也不是李真自己犯事的，明乎此，才能够有针对性的还原，才能真正为现在正在进行的官员队伍纯洁运动有所裨益。”④跳出肤浅的“人性人情”分析，从大局着眼，看政府，看制度，看国家，这样的立论才是高人一筹的见解。

　　其次是经世致用。文章合为时而著，投射到新闻文体中来，就是时新性。古文中典型的例子王安石和韩愈的散文。王安石的政论文，大都体现作者的改革观点，直接为变法服务，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如《上时政疏》，从分析前代的政治事件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充分表现出王安石对北宋王朝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韩愈主张“文以载道”，他是自己文体改革论的优秀实践者，其散文《原毁》，批评了责人严、责己松的不良社会风气，也是著名的针砭时弊之作。

　　在现代新闻评论中，主流媒体由于担负着引导舆论、跟踪决策这样的重大责任，在紧跟新闻事态发展的同时，须慎之又慎，应当在直面事实、把话说透的前提下保持“热运转”中的“冷思考”。这一点，《人民日报》做得相当到位。比如5月12日汶川地震事件中，5月13日评论员文章《灾难中凝聚沉着的力量》、5月14日社论《紧急行动起来》、5月15日社论《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等系列评论文章，均快速、冷静、务实，除了详细阐明了救灾的种种举措之外，还特别强调了“以人为本”的主题，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再次是陈言务去。观点要新颖独到，使读者永远有初逢的惊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⑤这一点对于新闻评论来说尤为关键，新闻媒体是要引导舆论的，不是跟踪舆论的。人云亦云的结果，只能使媒体失去受众。王安石名篇《读孟尝君传》，大胆立论，推翻了包括《史记》在内的“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这种立足于经世济时的国家利益来衡量“士”的新观点，深刻且奇特，令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