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现实社会政治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包含主体、制度、文化等要素的复杂系统，越来越外化为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政治体系与其外在环境交互作用和影响的政治生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快速信息化的今天，政治生态的优良与否不仅对政治体系自身，而且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故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等场合，明确提出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从政环境的战略性任务。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如果说自然生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政治生态对社会成员、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34年前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4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套用邓小平这段话，只是将制度延展至整个政治生态：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政治生态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已有经验和社会观察来看，这样的判断是能够成立的。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近日在省委常委集体学习会上对政治生态的重要性讲了三句形象的话：一是常在河边走不湿鞋，难；二是出淤泥而不染，更难；三是船晃人不动，难上加难。如果我们能挡住河边的水、清除池塘中的泥、把稳行进中的船，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干部；相反，如果放任不良政治生态的存在，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和腐败现象蔓延。近年来出现的山西吕梁、广东茂名、湖南衡阳等地一个时期从政环境严重恶化，贪腐不断蔓延，众多官员深陷其中，最终导致当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从反面证明了改良从政环境、优化政治生态的极端重要性。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复杂艰巨，在某种意义上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首先，这是由我们的现实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家，加上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治理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破旧”“立新”势在必行，这正是我们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但新旧体制机制的更迭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期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和体制真空。现实的中国就像一辆处于弯道行驶的汽车，既要保持一定的行驶速度，又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复杂关系，避免出现颠覆性事故。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当前一些地方不良政治生态的存在与我们所处的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而社会体制转轨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也决定了从根本上全局上优化政治生态环境任重而道远。 其次，这是由现实政治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决定的。近日中央第二轮巡视组陆续反馈公布了对广西、上海、青海、西藏、浙江、河北、陕西、黑龙江、四川、江苏等10个省市区的常规巡视和对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院、一汽集团的专项巡视情况。在被巡视的地方和单位中，“顶风违纪”“超职数配备干部”“带病提拔”“小官巨腐”等成为高频词，不少被巡视地区和单位被指存在官商利益链。四川被指“形成官官勾结、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江苏“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广西“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河北“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黑龙江“一些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权钱权色交易问题较为突出，有的贱卖国有资产、向关系人输送巨额利益”；浙江省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等等，总体上反映出目前我国政治生态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我国一个时期政治生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病态表现，又可具体梳理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是能力不如关系，庸俗关系学盛行。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无人不求人、人人都被求”的“中国式求人”几乎随处可见。可谓有关系走遍天下，无关系寸步难行。这又助长了更多的人去经营关系，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助长了权钱交易和人身依附现象。 二是信奉“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热衷于投机钻营。不是把精力用在做事上，而是费尽心思琢磨人、算计人，琢磨领导，了解他的喜怒哀乐，投其所好；捕风捉影，打听谁是谁的人，谁听谁的话，四处讨好，八面玲珑。 三是心浮气躁，纵横攀比，专注于个人升迁。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三年不挪动，就想去活动，甚至提拔的位子还没坐热，便又想着上台阶。 四是表演作秀，甚至弄虚作假。热衷于搞让上面容易看到的“政绩”，为此不顾经济条件和发展实际，不惜举债集资，甚至挪用救灾款项，建设“大广场”“大公园”“地标建筑”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或者把所谓的“农业示范园”“农民新家园”“现代种养殖示范基地”等等统统“秀”到交通要道，以期上级领导“一目了然”。另外，一个时期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上下左右互相攀比，以至层层作假，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五是崇尚“摆平就是水平”，做事无原则、无底线。一旦出了“家丑”，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压住，捂住，摆平。只要能够摆平，捂住盖子、不被曝光，成本可以不计、原则可以放弃、法纪丢到脑后，现实中“人民币解决人民问题”“封口费摆平媒体”等现象司空见惯，就是这种意识的产物。 六是“多栽花少挑刺”的处世哲学流行。不少干部把“圆滑”视为成熟，回避矛盾，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批评下级放空炮，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愿“拉拉袖子提个醒”，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开展，导致党内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功能退化。 七是特权现象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从上到下，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违规占用公家车辆的，以各种形式侵占公共利益的，违规侵害群众利益的，明里暗里为亲属升官发财奔走的，以权枉法的，这样的干部不乏其人！ 八是官商勾结，黑金政治。如近来被查处的山西吕梁腐败窝案，正在接受调查的山西原省级领导聂春玉、杜善学、白云曾先后在吕梁任市委书记、副书记，同时多位吕梁本土富豪被带走调查。实际上，在煤炭大市吕梁，多年来官商勾结已不是什么秘密。官员没有企业幕后的赞助，“进步”无从谈起；企业没有官员幕后的支持，则寸步难行。畸形的官商勾结严重败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 九是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为一些地方干部升迁的潜规则。在这种潜规则支配下，卖官者权力寻租，甚至明码标价；买官者投其所好，钱贿、色贿、雅贿无奇不有，“带病在岗”“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见怪不怪，而不跑不送者的政治发展空间因为这种“不正当竞争”而被大大压缩，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如在广东茂名腐败窝案中，茂名市辖内信宜市有个镇长，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上述所列不良病状具有某种普遍性，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已经形成了不好的风气、导向，成为一种顽疾。如果没有长久的心理准备，缺乏一种政治生态综合治理的韧劲和耐心，幻想毕其功于一役，把这些顽症一个早晨就彻底消除，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三，我国长时期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加重了当前政治生态改善任务的艰巨性。一国之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具有传承性，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于中国人来说，尽管现时代的人都没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但是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所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综观当前政治生态的种种病态和不正常现象，许多都带有封建专制文化色彩。比如权力拜物，以官为尊、权力至上、唯上是从，为了获得权力而不择手段；比如讲究等级特权，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入、医疗待遇、住房大小等等，一切都与官职挂钩，社会上所有人的身份、地位和价值都可折算为官阶来定尊卑，普通人只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政治驯服的受体；比如搞家长制、一言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比如以权代法、以权压法，法律成为人治的工具，正式制度之外的潜规则大行其道，等等。这些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治文化观念，不仅侵蚀着现代官场，也给普通社会成员的心理、情感带来消极的影响。如现实生活中，人们讲起腐败往往是义愤填膺，但透过这种义愤，分明可见某种酸酸的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羡慕或嫉妒；人们往往反对抽象的腐败，可一旦涉及到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事就又暧昧和似是而非起来了。这些使得许多人对现实政治生态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
说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