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对纲常名教的批判。近代以来，君主制度已经日趋腐朽和衰落，而一些腐儒们却依旧大力宣扬纲常名教、愚忠愚孝，鼓吹“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那一套。这就不能不激起有识之士的反击。实际上，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黄宗羲就发出了反对专制制度的第一声呐喊，旗帜鲜明地揭露传统社会“君主”的本质，认为这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康雍乾时期的思想家戴震，对“以理杀人”的“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批判，对在“纲常名教”下含冤而死的人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把矛头直指“三纲”、“名教”等专制主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把这个罪名枉加到孔子头上，笼而统之、不加分析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孔子，却是混淆了历史事实。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父与子的关系上，孔子主张父慈子孝。这是一种双向对等的关系，经过改造和升华，是可以与当今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相融合的。然而到了西汉大儒董仲舒那里，孔子的上述思想被异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变成一种绝对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并一直延续下来。“三纲”对巩固封建秩序有一定作用，但是，在中国结束君权制、走向共和制以后，它就成为过时的、应当彻底抛弃的东西。如果不加区别，把经学家们的“三纲”与孔子的思想混为一谈，就是一种非历史的、不客观、不公正的态度。 2、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义利关系涉及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因而成为中国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从古至今，长期争论不休。孔子对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是：义字为先，义利相济。他认为，“义”是人的价值之所在，是君子的行为尺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长期以来被误读为“君子讲义，小人讲利”，这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喻”是知晓的意思，孔子这句话强调：一事当前，君子所知晓、考虑和顾及的是义；小人所斤斤计较的是利。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获得符合道义的实际利益，他所反对的是那种不顾道义而牟取利益的行为。荀子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在求利避害这一点上，君子和小人是相同的，但是在“所求之道”上却是不同的，君子是义字为先，小人是利字为先。荀子进一步指出，对于国家的治理而言，“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但是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却把义与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程颖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清朝思想家颜元对理学家们的义利观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他们空谈心性，脱离人之常情，不讲实利，以至“误人才，败天下事”，他明确提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的主张。戴震则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本质，是知、情、欲的统一，情和欲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理”是人之情欲不失之度，自然之欲与必然之理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马克思指出：中国之所以被打垮，除了隔绝于世，以天朝自欺以外，就是“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由此可见，理学家们的主张，导致国人耻于言利，思想僵化，严重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存天理、灭人欲”的僵化思想在五四运动中受到猛烈批判，也是势所必然。 3、对性理空谈的批判。明朝的灭亡使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掀起了反思传统哲学，批判性理空谈，主张恢复孔子学说经世致用之风的实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理学家们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实学思潮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气学”思想，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本体，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发展，理为气之理，心为知觉之心，不具本体意义。顾炎武竭力主张以“实学”代替“理学”，倡导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为学要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内容。王夫之主张“理依于气”，提出 “行先知后”的认识路线，认为“行”是“知”的基础。颜元提倡“习行”，反对静坐穷理，空谈性命，强调知识应当从“习行”中获得，明确地把“格物致知”的“格”字解释为“手格猛兽”之格，并说“格物”就是“亲下手”，就是“犯手实做其事”。这说明，他已经看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实学之风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的湘学士风。鸦片战争以来，湖南涌现出一批志士仁人，例如：魏源、谭嗣同、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这些志士仁人，就是湘学士风的杰出代表人物。湘学士风也深深影响了身为湖南学子的青年毛泽东，他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之所以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不能不说与此有直接联系。纵观儒学的发展史，从先秦儒学到汉代经学，发生了第一次嬗变，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纲常名教”、“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类的僵化思想改变了孔子学说。汉代经学经过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与之抗衡，日渐衰落。到了宋明理学，又用“天理人欲”之类的僵化思想改变了孔子学说。这才有后来的实学对理学的批判，并力图恢复孔子本义。清朝大兴文字狱，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于是，兴起了乾嘉朴学。近代以来的批孔，矛头所向是“三纲”和“天理人欲”等弱民误国的“吃人礼教”，却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把罪名加到孔子身上。这就是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 二、近代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经历过两次根本性的大变革。第一次，从公元前770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为止。在这500多年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墨、道、法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第二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在这100多年中，出现了“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简称“中、西、马”）激烈碰撞、交锋和交融的局面。如果说，第一次大转变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原因所致，那么，第二次大转变则主要是由于外敌的入侵所致。外敌入侵使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迫使先进的中国人重新思考民族的命运，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这是一次“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来势更加迅猛，程度更加剧烈，范围更加广大，影响更加深远。在这次大变革中，以下三种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所奉行的改良主义。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残败而告结束，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康有为于次年发起“公车上书”，反对与日本签订投降和约，主张变法图强。之后，他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就是在维护帝制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改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挽救社会危机，走的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1898年（农历戊戌年），他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起维新运动，历时仅103天，就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强烈反对和残酷镇压下失败了。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上的启蒙运功。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西方列强加紧蚕食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在掌握实权的腐朽的清朝守旧势力顽固地坚守其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立宪派的主张既无力抵御外敌的入侵，又无法延续请政府的寿命，更不可能挽救近代中国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
通过去年底以来每周两次的《论语》学习辅导，网友们对贾老师很是敬佩。正是因为有像贾老这样的热心长辈、无私学者，才唤起了大家对学经典、用经典的热情。虽然不能亲临贾老师授课现场,但这份讲稿却给了我们跟贾老师系统学习的机会，帮助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刻认识时常挂嘴边的基本政治理论。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对贾老这样的大师，只能学习，学习，再学习
贾老的文章跨度好广，中国上下好几千年就在眼前演过。透过历史讲解政治，将儒学与马克思高度融合。我突然有种，我国最正统的儒学就是一直在为马克思主义的入驻，创造各种有力条件。儒家学说大体方向一致，我国的社会主义是融合各家学说，发展得更具时代意义了。太感谢贾老了。给我们把历史梳理了，还结合政治，透过历史看政治，还原了历史的本真。
每到周二、周四，贾老都会一如既往的给我们上课，这种无私的精神就值得我们敬仰。贾老不愧是国学大师，用儒家思想来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在这浮躁的社会中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读读贾老的文章，听听贾老的课，就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正能量。
总感觉身为一名党员却未能很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未能用于指导工作、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希望通过本文能增长见识、开拓视野、解惑启智。
纵横古今外、上下五千年，贾老从儒家学说与世界历史相结合发扬光大
论述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 ，真是高见！值得很好学习！
大课题，好文章！先赞一个
愿与大家多多交流，欢迎大家前来拍砖。
第一次看到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探讨的文章，很受启发，衷心感谢
很好的文章，思路开阔，用例缜密，值得人们好好研读
#在这里快速回复#“治民”之术的糟粕基础上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汲取了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关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精华，摒弃了它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糟粕。
厘清了思路，启发了思考，端正了思想
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精华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它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最喜欢贾陆英老师的讲稿风格了，赞一个！！！！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深意，值得学习
真的好久没回到老秘网，看到陆老师写的，想学习分享一下。提高一点
儒学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在治国理政上坚持“以民为本”。
说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