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4日,我在太原市委党校领导干部班和中青年干部班,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为题讲课。现将讲稿发帖于此。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讲稿) ——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 (2014-3-24) 贾 陆 英 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讨一个重大而敏感的话题——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这是近年来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2011年,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基金项目。 近些年,我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写了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于2012年7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基本思路是:抓住哲学层面这个核心和切入点,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历史走势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对立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水火不相容。二是并存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三是融合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包括双向建构的两个方面:其一,儒学经过自我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态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二,马克思主义吸取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坚持融合说,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接力探索取得的”。联系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讲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只有紧密联系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同样地,只有紧密联系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在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的背景下,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成为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的主线。2009年5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引用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训,并希望各级领导干部“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2013年3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强调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桌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饶有兴趣地翻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拿起来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习近平随后同有关专家学者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发言后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我认为,总书记的这些阐述,应该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基本方向和指导方针。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代著名文字学家许嘉璐先生,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习近平“曲阜之行”与邓小平“南巡讲话”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次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邓小平南巡解决了经济领域姓社姓资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兼容;习近平“曲阜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姓孔”与“姓马”的对立问题,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下面,我着重谈谈“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问题。 一、近代以来儒学的历史命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16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文艺复兴,18世纪又开始了工业革命,从而一跃走在世界前列。此时的中国清朝统治者,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闭关自守,不看世界大势,结果在短短100多年时间里就落在西方后面,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惨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落伍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说,是儒家思想束缚了中国两千多年,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吻合的。首先,自汉代直至15世纪的1500多年中,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始终处于世界各民族的领先水平。其次,中国从近代开始落后于西方,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化必定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儒家思想这一个原因。毋庸讳言,近代以来,尤其是清王朝为巩固其统治,竭力强化“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并采取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加速了儒学僵化的进程,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这是造成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种种原因。例如:皇权专制制度已经走向腐朽和衰落;长期延续不变的小农生产方式效率低下;长期沿续不变的重农抑商、轻视科技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和现代科技的产生;相对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拖住了沿海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后腿;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束缚了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扼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的力作《五百年来谁著史》则认为,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换言之,中国在近代以来之所以落伍,核心在于“国家能力”的削弱。产生于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孔子学说,与汉代大一统之后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儒学既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在先秦时代,在那个社会大变动、思想大解放的历史条件下,孔子及其继承人孟子、荀子的学说,是百家中的一家,是那个时代的显学。它是生动活泼、生龙活虎的,而不是僵化教条的;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而不是欺压百姓的;是具有独立个性和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而不是消极、奴化的;是以追求崇高为根本旨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安身立命”之本的,而不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先秦儒学不盲从,不阿贵,不依附于权势的自主批判精神,不能适应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度,遭到了“焚书坑儒”的严厉打击。经过汉儒、宋儒等的改造,儒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它也演变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对于这后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它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发展方面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然而,儒学一旦成为经学,它就僵化了;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它就被附加进去许多扼杀人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内容。这种状况在近代以来愈益严重。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社会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二次大变革,而愈益僵化的儒学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的要求,对它进行必要的改造、转换和提升,是势所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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