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个例子,还说放假的事,假日办放假,网络调查有偏差。我们面对公众的部门经常做一些网络调查,他们的调查有时候看上去形式很新,用了新的网络沟通方式,但是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比如说关于怎么放假的问题,最近假日办连续做了两次网上调查。关于国民怎么放假的问题,光用网络调查是不准确的,网络上的活跃群体大多数是年轻人,而年轻人跟全体国民的需求不见得一样的。有大量拖家带口旅游的一家子人,中老年人,他不是网上的活跃人群,他不参与网上的调查,你要做网上调查,同时你要做相对大量的面对面调查,把结果最后均衡起来才是一个准确反映公众意愿的结果。我们很多部门今天都面对这样的问题。 同志们也会遇到一些更激烈冲突的可能性,比如说垃圾焚烧场到底怎么设在居民区边上的问题。这几年大家也看到了类似这样的冲突,北京没有这么激烈,但是在全国有很多,我举几个例子,简单来说。 去年夏天广东江门,国务院和广东省为了支持当地,决定在那放一个核燃料项目,这个项目也不像大家认为的有什么风险,因为我们国家的核燃料项目非常安全,对于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支持当地的工作非常重要。结果刚进入公示期就被微博盯上了,在当地立刻掀起了舆论狂潮,市民也上街了,微博上成千上万的网友高声抗议,说怎么能在珠三角安置一个定时炸弹,弄的跟福岛核电站似的。当时江门的女市长不得不宣布放弃这个项目。当时我们央视记者采访了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几个院士,院士们讲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说那个项目有没有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就相当于一个加油站爆炸,因为这样的风险就让这个项目离开这儿吗?在市民上街的情况之下,已经完全没有理性探讨的余地了。 去年5月4日青年节那天,成都市民上街抗议中石油在自己城市新建化工项目,这种场面这几年我们在微博上见的非常多。最后在这种压力之下,昆明的市长开了个发布会,说这个项目我们过两个月以后拿出来征求市民意见,多数群众说上我们市政府就决定上,多数群众说不上我们市政府决定不上。在市民都能上街的情况之下,维护稳定是首要的任务,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说一些让市民们心里听着、让网民们舒服的话,做最大限度的让步。坦率的说,我觉得这种表态也不准确,因为政府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之前该征求公众意见,该跟公众有一个沟通进程的时候没做到,自己关起门来决定上,现在被公众发现了,有了压力了,一夜之间政府让市民自己决定,这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因为前面自己没有做好,现在不得不陷入了这种窘境。 面对公众我们除了做一些制度以内的、规则以内的工作之外,也面对着越来越有自己诉求的市民要参与的决策过程。这种冲突屡屡发生之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命题,我们的决策民主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让公众参与决策,不等于让公众直接一人一票投票决定,这种所谓的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这里边没有协商过程,没有妥协余地,让公众来决定一个化工厂、一个垃圾厂要不要放在我的家附近,他永远会决定不放在我身边。 我们今天能做什么?我个人认为,政府主导、公众参与、专业判断这三种力量缺一不可,仍然需要政府主导,因为政府主导有他的好处,有决策效率。今天中国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效率,你不能把政府主导给踢出去,但是也不能政府主导变成政府无视公众参与和专业意见,自己关起门决策,那显然也不行。事实证明,这么做也主导不下去了,因为公众会在半道上截杀你这个项目,公众有自己特别好使的方式,用舆论场来截杀你。所以我想能不能引入这样的机制,构建这样的机制,这是大家需要面对的极其复杂的探索,这里面有巨大的改革含量。 最后我想回到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群众路线上。因为大家都是面对群众的,我觉得走群众路线,有几个原则值得关注。 第一,走群众路线不等于只给群众办贴心、贴身的小事。我这么说不是否定同志们办这些事的重要性,因为这些事正是同志们的职责所在,就像刚刚说的路灯的问题,一个小区的垃圾处理的问题,家庭供暖的问题,这些都是小事情,同志们要做好。除了这些事情之外还有别的事情也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身边的市民除了关心自己的气、自己的水、自己的垃圾、自己的电,除了关心这些事情之外,很多市民跟我们一样,对于这个城市发展的走向,对于你的决策机制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些重大问题也有他们的思考。出了一些热点新闻的时候,他也到互联网上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问题是市民困惑的,也是我们困惑的,但是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也要跟我们所打交道的市民,跟我们面对的网友们有一些交流,也要有一些回应,不是说我只把身边的蝇头小利解决了就拉倒了,咱们的关系就很和谐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第二,走群众路线不等于满足群众的所有要求。因为大家每天的工作都是去了解群众的要求、去满足群众的要求,我倒觉得走群众路线不是说我们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群众的所有要求。央视过去半年做了一些走群众路线方面的报道,我也做了相关的评论,我看到有些地方第一轮搞群众路线。有一个省的副省长就讲,他前面讲的挺好,我们要了解群众的要求,最后他讲,他说我们所有的党政干部,特别是站在一线做服务工作的干部,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满足群众的要求。我个人觉得这个话说的不准确,尽最大努力是可以的,但是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个信号我觉得不能这么笼统的说,因为群众也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你面对群众的不合理要求也要最大限度的满足他吗?当然不能。不仅不能这么做,你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你这么说让听到这句话的市民会产生过高的预期,超出了你能做的范畴的预期。 我这边还想起小平同志有一句话。他说人民群众给我们提的要求分三类:第一类,人民群众在这件事上提的要求总体上都是合理要求,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群众的这些要求,你不这么做就是官僚主义。第二类,人民群众在某些事上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大多数是合理要求,这个时候我们要把群众合理的要求满足,同时还要做工作去了解群众为什么会提一些不太合理的要求。第三类,群众在某些事上给我们提的要求,总体上都是不合理要求。个时候我们怎么办?第一,不能因为他们提的都是不合理要求我们就认为他不属于群众了;第二,不能因为都是不合理要求,我们就置之不理了,我们要做具体的工作,很复杂的努力,去把群众为什么会提这些不合理的要求找出来,找出原因来,然后要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去引导我们身边的群众,让他的要求回到合理的范围之内。 小平同志半个世纪之前说的话,我个人觉得放在今天非常有现实针对性。我们党政干部要有这种认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所服务的市民也有这种认识,这个是最难的。市民觉得你管气、管水、管垃圾,我的要求你必须达到。这么多年大家面对的压力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自己把该做的做到,把不能做的边界搞清楚,也要让我们服务的上千万市民越来越知道,在今天的城市里边我们的公共政策无论价格政策还是具体的公共服务的一些政策,有哪些是我们职责所系,有哪些是市民不能有过高预期的,因为这些预期是我的职责不能达到的,我觉得这是未来大家共同面对的真正难题。 |
说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