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泽厚：用必然主宰情爱，确实是非常可笑的。 刘再复：把生理和心理的性紧张和情感紧张，动不动就扩展成社会正义和社会革命问题是革命文学的一种模式。这也是用社会正义的必然去主宰个体性爱中的偶然。结果他们就着意把女性生理上的被动变成反映社会压迫的方式，把女性当作受压迫的符号。其实，女性的命运不是理性、必然性所能规范和限定的，它也包含许许多多的偶然的、生动的主体意愿和欲望。 李泽厚：解放后出现的李双双和样板戏中的阿庆嫂、江水英形象，只是革命阶级的苍白符号而已。 刘再复：李双双还有丈夫，还有私人生活，还有恋爱与婚姻，到了阿庆嫂、江水英、方海珍等，就没有丈夫、没有私人性格了。幸而江青垮台，这些作品不再作为文学的最高范例，否则，我们的主体论也无从谈起。这些作品毫无哲学意蕴，让我们回到哲学来。 李泽厚：我在《我的哲学提纲》里，曾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哲学的功能不在感染（诗），不在教导（科学），而在启悟。所以哲学是智慧，这智慧不只是知性认识，也不只是情感陶冶，而是诉于情理结构整体的某种追求、探寻和了悟。 刘再复：也可以说，哲学是给人提供某种智慧的视角和思路，或者说，某种和世俗视角、科学知识视角不同的视角。作家的创作，重要的是不要陷入世俗视角，如果作家的视力和常人的视力相同，就写不出精彩的作品。作家除了具有常人的现实视力之外，还应具有第二种视力或第三种、第四种视力，这才能表现于文学叙述中具有一种与世俗视角不同的超越视角。哲学就能提供这种视角。 李泽厚：以《红楼梦》和《金瓶梅》相比，《红楼梦》就具有哲学智慧。 刘再复：《红楼梦》因为有禅宗哲学的支持，所以它就藉此去感悟人生，感悟生与死、色与空、好与了，感悟人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何处是真正的故乡等问题，因此，全书都渗透着哲学氛围。 李泽厚：如果抽掉哲学沉思和哲学氛围，《红楼梦》就会变成一般的话本小说，言情小说，就未必比《金瓶梅》高明。 刘再复：《红楼梦》因为有超越的视角和境界，所以虽然写了一个一个美丽女子的死亡，但不流于世俗的控诉与谴责，因为它不是用世俗的视角去追问“谁是凶手”，谁是具体的罪人和杀人犯。它用非世俗视角的超越视角，写的是“共同犯罪”，是贾宝玉等一些“无罪的罪人”，他们对林黛玉等人的“死”，都有责任，都有内疚感。《红楼梦》不是写某些坏人制造不幸，而是写人的复杂关系所形成的不幸，命运不是某个阶级制造的必然，而是多种偶然的合力，《红楼梦》中人物的命运总是有多重暗示，因此，它写出了人性的全部复杂性。 李泽厚：中国的话本小说和清末的谴责小说均缺乏这种哲学氛围和智慧，所以艺术境界难以与《红楼梦》相比。 刘再复：话本小说用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世俗眼光，谴责小说用的也是“惩除坏人”的眼光，完全没有对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叩问。 李泽厚：《金瓶梅》中的女性只是一些供男人玩乐的工具，尽管这对社会有揭露的作用，但没有深刻的思索。 刘再复：《红楼梦》完全不同，它不仅歌吟少女少妇，描写她们的超男人的美貌与才智，而且把少女的美和才智提高到形而上的水平。它把女子的青春生命放在特别的时间与空间中来思索，突出美的生命的瞬间性、片刻性即难以持久，《红楼梦》的伤感主义正是对美的非永恒性的伤感，即对美的难以持久，青春的难以持久和好景的难以持久的伤感。 李泽厚：《红楼梦》对人生，对个体生命有很深的感慨。它蕴含的是一种独特的对青春（美）的“瞬间与永恒”的思考。我一再讲哲学应当是研究人的命运的哲学。哲学思索命运，文学表达命运，特别是表达人对命运的感伤。生命意义，人生意识，人的情感本性，这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红楼梦》对人的命运的伤感，使整个小说充满着哲学气息。 刘再复：《红楼梦》写了道性、佛性、人性，但最根本的还是写了人性中的情性，也就是人的真性情。这种情性就是你所说的人的心理结构中的情感本体，而少女又是这种情感本性最美丽的存在形式。这种情感本体被庞大的外在价值体系所压抑所摧残，就会感到巨大的迷惘，以致认为现象世界的一切都是虚无的，唯有人间情性是实在的，但实在的由于本身无立足之地，也转入虚空。 李泽厚：曹雪芹把人的真性情视为最后的实在，人的意义也蕴含其中，但这种实在遭到如此的重压，这样，人活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活，有人想不清楚，就自杀，但人不会都去自杀，都有恋生之情、恋情之情，于是，就有大伤感。 刘再复：关于情，关于性，关于淫，关于罪，关于组成世界的男女两极，关于命运，《红楼梦》都有独特的思考。妙玉见到宝玉时问：你从何处来？黛玉〈葬花词〉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质本洁来还洁去”又是何处去的问题，这些都是对人生的哲学叩问。 李泽厚：这种叩问是哲学的叩问，但不是采取纯哲学的形式。陀思妥也夫斯基倒是以文学形式提问了哲学问题，很深刻，尽管作家本人未必如此自觉意识到。你看，《红楼梦》中的人物命运息息相连，也不是外在的、强加的，不是游离的。 刘再复：哲学的好处确实在于启悟。《红楼梦》中的“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都是大彻大悟，都是智慧。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都得有所悟，或大悟或小悟，有悟才有哲学意蕴。 李泽厚：所谓灵感，就是悟的果实。作家应当以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悟性，就是不能让悟性被各种外在因素所污染所摧毁，特别是那些根本与文学毫不相干的各种庸俗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我以为作家大可不必去考虑批评，说好说坏随他去说好了，何必管它产我不是作家，但我就一向不在乎别人对我如何评论，不管说好说坏，我还是按照我的路子写。 刘再复：有悟性，自然要全力保护，如果缺乏悟性，也可培养，这就是要读哲学。哲学可以赋予人一种形而上的能力。 李泽厚：作家生活在现实之中，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拒绝现实，超越现实，关键是对现实能有一种形而上的思索态度。 刘再复：有没有形而上之思，是可以读出来的。例如李后主的词，就很有形而上的意味，“问君能有几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一比喻中就有哲学意味，它把“愁”提高到形而上的水平，与一般对悲愁的哀怨不同。 李泽厚：我也特别喜欢李后主的词，它的情绪带有普遍性，一种人类情感的共通性，这就是形而上。庄子讲的蝴蝶梦我还是我梦蝴蝶，就有现代哲学的虚无性、否定性问题，这是本世纪哲学的最大特色之一，也与本世纪的现代文学有关。佛洛伊德的学说提出来之后，把文学视为“白日梦”，许多人也用梦来解释文学。文学确实是一种梦，现实不自由，所以需要梦来调节、补充。那么，我如果提出问题：什么东西在这个梦的背后，梦醒了之后怎么办？或者一切只是梦，无所谓醒不醒，这就涉及到哲学。涉及到什么叫活？活着的意义？值不值得活？为什么要活？等等。 刘再复：《红楼梦》也叩问这个问题：人生是红楼一梦吗？如果仅仅是“红楼”一梦，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梦有许多是好梦，但是正如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样，也没有永不消失的好梦，既然梦总是要消失，那么作梦又有什么意义？那些梦的象征——诗词歌赋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像林黛玉那样一烧了之，了就好，给世间留下一个绝望，其他什么人生痕迹也不留下，这倒是不会欺骗后人。那么，贾宝玉呢？贾宝玉算梦醒者吗？梦醒了又怎么办？走向乌有之乡，走向本原的故乡，这个故乡真的存在吗？它是不是也是梦？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中的仙子是不是也仅仅是梦中的蝴蝶？读了《红楼梦》，我们就不能不作出许多哲学性的叩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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