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泽厚：我不大同意说作家最有批评资格，作家艺术家的特点之一是他们说不清道不明自己和别人的创作，这恰恰是优点、特点。你说把文学批评拔得如此之高的历史也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刘再复：抬高批评和理论，实际上是抬高自己。《红楼梦》如此精彩，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精彩的自在之物，有没有批评家，都不影响它的存在和被世世代代读者所欣赏。后来出现一些认真的研究者如俞平伯先生，通过他的研究又可增添我们的兴趣，这是有价值的。到了李希凡的政治批评，则把《红楼梦》视为政治小说，他的批评也变成政治裁判所和魔鬼之床，使批评毫无意思。这种批评宁可没有。凡有艺术感觉并领悟过《红楼梦》的丰富世界的人再去读李希凡的文章，只会感到“呕心”。李希凡的《红楼梦》批评，我用一个成语来评价它，这就是“佛头点粪”。作家为什么要读这种文学批评。但是，这几十年恰恰把这种批评提高到无上的地位，领袖批示，领袖夫人指示，真是怪诞。 李泽厚：李希凡的《红楼梦》评论确实是与审美关系不大，但也被捧得这么高。这当然是毛泽东的缘故，毛泽东着眼的并非文学，而是政治。 刘再复：新文学刚刚发生不久，就有“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各树一帜，一方标榜为艺术而艺术，一方标榜为人生而艺术，其实，各自按照自己的艺术见解去写作是最重要的，却争得脸红耳赤，这就把文学观念放在文学创作之上，也就开始抬高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地位。组织文学研究会，当时尚未成名的茅盾、郑振铎起了特别的作用，那时他们都是从事文学批评的，后来才从事创作，但他们拔高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地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地位那么高，就从这里开始。 李泽厚：竖起旗号，打出创作纲领，就会主题先行，理论先行，就会危害创作。大陆作家吃这方面的亏太大了，所以我们不得不说。 刘再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一定是文学创作在前，理论在后，正是因为古希腊的戏剧很繁荣，才会产生亚里斯多德的戏剧理论。如果先有亚里斯多德的戏剧原则，然后按这些原则去创作，一定写不好。大陆近几十年的创作倒过来了，先要有一个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原则，然后去创作，这就使作家变得愚蠢了。 李泽厚：文学理论使人愚蠢，哲学也许能使人变聪明一点。 刘再复：哲学总是要叩问人生的意义，叩问宇宙之谜和人类之谜，正如你曾说过的，要叩问“人类走向”问题，人从哪里走来，往哪里走去，这些问题的叩问自然会帮助作家打开心灵空间，帮助作家赢得独特的“艺术发现”。 李泽厚：“人类走向”问题，还包括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等。这是一些超越现实的形上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文学叩问这些问题可以激发想象力，使文学不会停留在与现实平行的地位。 刘再复：哲学本体与文学本体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关于人的命运的思索与叩问。当然，这种哲学不是列宁、艾思奇所讲的那一套存在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论，庸俗的必然性哲学，而是注意感性、偶然和多重命运暗示的哲学。 李泽厚：列宁、艾思奇只讲认识论，把文学也视为认识，事实上，人生问题，人的生存、死亡、烦闷、孤独、恐惧等，并不一定是认识论问题，而可以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哲学的根本兴趣应当是关于人的命运的关怀，而文学也如此，你所说的这种多重命运暗示，恐怕就得仰仗文学。在关怀人的命运上，哲学与文学确实相通。 刘再复：文学对人的命运的关怀比哲学更具体，更多重，它用形象、意象、想象和自身的特殊语言表达这种关怀。文学语言扬弃现实语言包括某些哲学语言的抽象性，把现实语言转化生成为文学语言，但是哲学关于人的命运的宏观思索和抽象思考能帮助文学家扩展自己的想象空间，更深地理解和领悟宇宙人生，从而使自己在关怀人的命运时不再陷入世俗性的功利之中，而是把这种关怀展示为终极关怀。 李泽厚：主体论提出之后，之所以在文学界引起特别浓烈的兴趣，也正是突出了个体主体性，过去所讲的认识哲学总是由整体主宰个体，共性主宰个性，一般主宰特殊，必然主宰偶然。而文学主体性一提出，就倒转了过来。高扬个体主体性就意味着用偶然去组建必然，相信人类的命运是人自己去选择、去把握、去造成，个体的命运是自己决定的，不是外在的环境、条件、力量、意识决定的。你在《论文学的主体性》的文章中一开始就讲到这一点。 刘再复：这种倒转，偶然性异常突出，突出到可以不仅打破外在环境的掌握，而且可以打破作家自身意识的掌握、世界观的掌握。作家的创作过程是一个非常自由、非常活泼的、充满偶然的过程，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和自然形象可以获得独立的生命，这也是一种充满偶然的过程，他们都按照自身的情感逻辑去行动、去选择，因此，他们才获得不可重复的个性。我国的当代文学及其文学理论，其哲学基点是认识论、反映论，排除主体性，什么都是必然主宰偶然，阶级性主宰个性，结果造成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主体论的提出，就是要结束机械认识论对文学半个世纪的统治。 李泽厚：我一再强论，很早就在你主编过的《文学评论》上提出，文学不是认识，而是情感，也是这个意思。但很早也就遭到了批评，说我反对反映论。 刘再复：把文学视为一种认识、一种反映，文学与现实就变成等价物，就无法飞升，就必定缺乏想象力。我对最近七八年来的文学比较喜欢，这之前的三四十年的文学，就嫌写得太死板。所以死板，就是缺乏想象力，缺乏奇气，缺乏一个形而上的叩问命运的精神层面。而这，与缺乏哲学的支撑有关。这几年我对广义革命文学进行反省，从根本上说，就是觉得它所选取的哲学基点不对，或者说，已经没有哲学，什么都按照政治教义叙述，连最具有个体个性的情爱题材也写得很贫乏，不仅没有心理、生理深度，也没有哲学思索，全部染上党派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要么把情爱作为揭露阶级压迫的工具，要么把不圆满的情爱作为革命的根据，要么把情爱作为献身于国家和社会的手段，把情爱的私人性格消解在国家社会革命的公共性格之中。到了七十年代，凡是写到情爱的，都是有始无终，因为情爱也是为了衬托高大完美的英雄，那么，最初恋爱时恋爱对象对英雄的崇拜和敬仰，属于纯精神性质，还可以写，到了后来，要结婚了，就进入非精神领域和私人领域，就觉得有损英雄形象，就不知该如何是好。倘若结婚，也不是人与人的结婚，而是人与神的结合。连情爱题材都写得这么乏味，更不用说别的领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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