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再复：文学是自由情感的存在形式，而哲学却是理性思维形式，那么，你觉得，作家学点哲学是必要的吗? 李泽厚：我觉得作家不必读文学理论，最好读点历史和哲学。读历史可以获得某种感受，读哲学则可以增加智慧。 刘再复：把历史感受与现实感受结合起来，思想能更为深刻。但文学也可以不追求深刻，而追求和谐、幽默、纯洁，可以有种种追求，只是一定要有独特的艺术感受和独特的语言表述。 李泽厚：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都应当有敏锐和独特的感受，保持这种感受才有文学的新鲜。读文学理论的坏处是创作中会有意无意地用理论去整理感受，使感受的新鲜性、独特性丢掉了。 刘再复：确实是这样，文学艺术，最宝贵的是它的个性，是它们的微妙差别。我到罗浮宫或其他大艺术展览馆里参观，看到艺术天才的每一幅杰作之间都有一种微妙的差别，没有重复，所谓具有审美的眼睛，就是能看出微妙差别的眼睛。这种微妙的差别，在不同的作家之间也是如此。真正的作家，都具有一个天生、特别发达的内感觉器，它能发现宇宙人生万物万有的差别，善于感受他人未曾感受到的心理情感，而且能把感受中最新鲜、最微妙的东西表现与表述出来。如果用理论一整理，新鲜感与微妙感就会丧失，流于一般。 李泽厚：奇怪的是有一些作家竟然相信那些教条式的理论。 刘再复：不过，这都是二流以下的作家。倘若是第一流作家，他们是不会这么愚蠢的。大作家总是相信自己的感受才是最可靠的。他人的经验和感受不能代替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大作家虽然不去理会教条式的文学理论，但很尊重有利于灵性解放的各种思维成果。例如罗曼·罗兰、茨威格等，都对佛洛伊德非常敬重。罗曼·罗兰从一九二三年开始就和佛洛伊德通信，直到佛去世。一九三六年佛洛伊德八十寿辰的时候，罗曼·罗兰等一百九十一位作家艺术家联合署名给佛洛伊德送去贺礼。这些作家包括汤玛斯·曼、茨威格、朱利·罗曼、威尔斯、吴尔芙夫人等。据说贺礼由汤玛斯·曼亲自送去，汤玛斯·曼对佛洛伊德非常尊敬。我想，佛洛伊德显然帮助了他们打开另一情感世界。 李泽厚：我一再说，人生真义在于“情感本体”的建构、积淀之中，文学艺术的意义也在于此。文学理论如果把握不了这个本体，而把“党性”、“阶级性”以及其他等等当作本体，文学艺术听从它就会死亡。佛洛伊德的好处是接触了有关人的情感本体方面的问题，但佛洛伊德恐怕不会觉得自己的心理学论著是文学理论。 刘再复：文学与艺术相比，文学更离不开情感本体。人的感情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它是神秘的、无边的，不合逻辑而且不合法律的。情感其实不可分析，如果用某种理论分析情感、归纳情感、整理情感，甚至对情感作出政治判断，就会使情感变得简单化、表面化，最后抹煞文学的本体。 李泽厚：文学艺术的价值就在陶冶、锻铸人的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就是情感本体。文学艺术本体只是对应这一情感本体而生长而扩展的。 刘再复：你的情感本体论，是一种古典的本体论。与过去流行的阶级本体论及今天时髦的语言本体论不同，但我相信这更接近文学的实在。我把文学界定为自由情感的存在形式，也是把情感视为文学艺术的根本。这几年，我写《性格组合论》、《论文学的主体性》，就是立足于人的情感本体，反对以党性、阶级性为文学本体，反对以政治本体取代情感本体，反对以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创作的前提。 李泽厚：说千万不要读文学理论也包括不要这一点。这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恰恰是这样的，它千方百计地论证政治是文学艺术的根本，文学从属政治。 刘再复：有些朋友以为劝作家不要读文学理论是一种情绪性的表达。 李泽厚：不，这完全是一种理性的认识。 刘再复：我相信是这样的。不过你未作出更充份的论述。我想，这涉及到如何对待一种在高度集中的政治强权下生产出来的、名为文学的理论，而事实上则是反文学的理论问题。从三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约五十年间的文学理论，是在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相结合之后产生的，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的产物。这种文学理论离开文学的本体，全部论述都指向一个目标，这就是文学如何去适应外在的政治权威和政治意识形态。无论是从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或是从文学与世界观的关系，还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都在指向这一目标。把政治视为文学的最后实在，而其他的文学本源和基本要素，如生命冲动、灵感、想象、心理变态都不重要，即使重要，也要服务政治本体。这套理论，恰恰给文学艺术以致命的打击。它甚至使作家完全忘记文学存在的根据、文学的价值所在，也几乎忘记应该怎样写文章，甚至使作家对于人性、人道、独特语言方式等等视如洪水，而只有鼓吹互相残杀，呼唤斗争才感到安全。这种理论如不拒绝，还有什么文学。 李泽厚：这种文学理论，确实是一种陷阱，一旦相信，就造成自己也难以察觉到的灾难，甚至使自己一生的劳作都与文学无关。而一些悄悄表现自己的真性情的作家，也被“党性”、“阶级性”、“立场”、“世界观”、“爱国主义”的帽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压得喘不过气。所以写不出好作品，巴金、曹禺、老舍、何其芳等等，例子不太多了吗？倒是沈从文、茅盾聪明，干脆搁下笔来，不写小说。茅是顺从，沈可说是抗议。 刘再复：现在大学所读的还是这一套文学理论，还在培养政治裁判官，一种以最简单头脑去裁判最复杂的精神现象的裁判官。读了文学理论课之后，收获的是一张魔鬼之床，然后去找作家躺下，不符合鬼床标准的，则砍下头颅或脚掌。 李泽厚：你曾主持的贵文学研究所的蔡仪、侯敏泽之流不也是这种魔鬼之床的生产者吗？ 刘再复：他们生产的是比一般的魔鬼之床还拙劣的、带着更多的铁牙齿的东西，而且满床是“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马克思真不幸。不过，我想提一个问题：即使文学理论不是政治裁判所与魔鬼之床，而是正常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不是也没有意义？ 李泽厚：当然不是。不过我认为：（一）不能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抬得过高；（二）不能理论先行。你觉得如何？ 刘再复：我同意你的看法。其实最有文学批评资格的是那些具有创作经验又有艺术鉴赏力的作家。而文学理论是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它是理论家利用文学材料所作的一种智力游戏，不过是藉文学说明自己对宇宙人生、社会文化和种种精神现象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看法；并没有指导文学创作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它对作家有意义，那就是帮助作家实现创作主体性的解放，解放其创造力和想象力。本世纪的中国文坛，显然是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抬得太高，结果形成判官阎王多于鬼卒的现象。老实说，精神界的多余人正是这些评论家，也包括当前的许多空头的莫名其妙的美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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