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实现3.0版本的善治理论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实现善治的关键在于处理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我看来，善治有三代理论。3.0版本的善治理论强调“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它把公共管理定义为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过程，认为“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因此，建立集体决策和共同参与制度，加强公共选择和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这是第三代治理理论的主要诉求。简而言之，协同治理的核心就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处理好了政社关系，建立政府与社会、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和分工协作，并且由权威机构推进系统性改革，就可能会实现善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 （《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1月18日）

2.民主的旗帜，我们要举得更高

不是别人举，我们就不举；而是别人举，我们比别人举得更高。为此，要痛下决心，清除一切背离民主的思想、理论、体制和做法，尤其是用人制度中那些打着“党管干部”旗号、实际上在不断剥夺老百姓和普通党员权利、败坏党的声誉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讲党的领导，不是不应“党管干部”，不是不可以一党长期执政，但所有这些都应在符合民主基本规则的范围内运行。毫无疑问，这样做起来，党的活动肯定会比过去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各级党组织不能再对政府组织直接发号施令，党在真正保证民众对官员选择权的前提下向公权力输送自己的精英，甚至在短时期内、在个别地区，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官员会被贴上不信任的标签等等。但是，以接受约束取信于民，获得更多的执政合法性，使党的公信力止跌回升，这样的好事，又何乐而不为？这样，至少和否定民主的选择相比，逻辑更顺，可行性更大，风险更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学习时报》，2013年6月10日）

3.执政党亟待第三次思想解放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家的思想解放是创造丰功伟绩的前提。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共产党该干什么的问题。但这次思想解放是态度的转变，而不是知识的更新。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2年及随后一个时期。这次思想解放有了真正的知识更新。由邓小平率先打破僵局，提出了一套新的理念，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掌握国家命运的政治家必须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理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多元所有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私有制。这一理念的具体要点是：第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意义，社会主义是强调公共领域的平等、公正；第二，抛弃“主导-从属”这类笼统的、意识形态化的提法，把所有制形式的采用完全看作“工程技术”问题；第三，要重新认识“私有制”，社会主义私有制是指公共权力对行使私有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外部性”进行调整的产权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 （中国改革论坛网，2013年4月2日）

4.走党建与政改相结合的道路

在学术领域，某些党建研究者离开政改，孤立地研究党建，甚至认为党建可以代替政改，结果是思路越来越窄，思想也越来越“左”倾，而且还影响到中央决策。在实践中，离开政改搞党建，虽然也曾轰轰烈烈，但最终仍以“四大危险”收场，也在民间成为笑柄，因为它违背了和平时期只能走党建与政改相结合的道路的党建规律。所以，孤立地搞党建是死路。只有党建与政改相结合，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应当是新政改的准备。这种前后相继的关系也是党建与政改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 （《人民论坛》，2013年10月下）

5.“中国梦”从未脱离马克思主义

一些媒介在传播“中国梦”过程中，存在概念化、固化、庸俗化等倾向，以致有些人对于中国梦理解出现质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过艰苦努力，把330多年历史的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现在提出中国梦是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又变成了“梦想社会主义”或者是新的空想社会主义？言外之意就是中国梦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实际上，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刻也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结晶、新话语。——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党建》，2013年9月）

6.群众路线是最为重要的软实力

当大多数人民群众认为这个政权、这个执政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时候，垮台和失败就是必然的了。所以，从苏联解体和苏共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远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群众路线、不可分离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这是我们国家最为重要的软实力。软实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一种无形的重要力量。它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党、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正遭遇挑战，甚至有被削弱的危险。党内也还存在着不少不适应的地方，尤其是贯彻群众路线方面存在着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北京日报》，2013年6月17日）

7.抓住“官员财产公开”这个“纲”

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这一“笼子”，使官员的财产阳光化、公开化作为反腐败的突破口，无论是对于推动政改还是遏制腐败都有着极大的裨益。这种呼声已经10多年，然而至今收效甚微，原因在于遭到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坚决抵制。中国已处于矛盾的多发期和易发期，化解日益频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需要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官员财产公开”。 官员财产公开可以有效遏制日益严重的腐败，可以挽救一批人才，保护人力资源，可以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化解收入鸿沟。在中国社会矛盾多发的转型期，抓住“官员财产公开”这个“纲”，“纲举”就会“目张”，就能收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可谓事半功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唐任伍（新浪财经，2013年7月31日）

8.反腐败是官民良性互动的切入点

不管人们对现状有多大的不满，但从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的角度说，人们大多都希望通过平和的变革，使社会走向进步。因为动荡代价的最后承担者还是一般老百姓。以平和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上下层的良性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会成为形成良性互动的切入点，反腐败，就是历史提供的一个机会。就现实的情况看，上下在这一问题上不但要反腐是共同的，遇到的阻力也是共同的，这就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目前中国的反腐应该经历运动式反腐与制度化反腐两个阶段。运动式反腐起的是破局的作用。在面对强大利益集团的时候，没有运动式反腐，制度式反腐是没有可能的。而在运动式反复阶段，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现实中也是可以看到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共识网，2013年2月18日）

9.政治应当以民为本、以民为主

所谓“民为政纲”，这里的“政”是指政治权力的领域，包括政治制度与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民”不简单地是指人，而且可以引申为政治这个领域应当尊重的基本价值和应当服从的首要道德原则，即政治应当以民为本、以民为主。“民”应当是包括所有人的，即政治原则上应当为所有人服务。但我们知道，政治领域有别于非政治或者说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是一定要有权力和强制的，要有一定的指令和服从关系。所以，我们又可以、也必须在政治领域中区分出“主治者”、“执政者”、政治领导人、官员、掌握权力者和其他不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们——即“治理者”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或者说后一种意义上的、狭义的“民”。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人民”这个词是很容易被“代表”、被滥用和被盗用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学术前沿》，2013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