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维稳之道，在于能办小事

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疼就肯定哪不通。上下不通就是我们今天的基本症结，官僚体制办大事，人民要办小事，两家互不通。官僚体制办不了小事，而人民也办不了事，全找政府办小事，然后政府就逼着自己的公务员天天办小事。而公务员体制是下边听从上面，办大事的地方办不了小事。因此，就有了周易中的“否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在“泰卦”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一心，国家就永远打不倒，你能打败别人，别人永远打不败你，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路线。只要党和群众在一起，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叫人民民主、人民至上，政府就是公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观察者网，2013年2月7日）

2.把促进公平正义也看作硬道理

公平正义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条红线。从邓小平理论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到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直到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始终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其中。其实，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本质上，此即公平正义。——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韩庆祥（《北京日报》，2013年12月23日）

3.共享出彩机会须避免出现“无机会群体”

如果有竞争能力的群体变成了没有机会的群体，将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没有机会的社会群体不一定就是老弱病残。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一个人成功的概率，与其出生地高度正相关。出生在大城市的成功率高，出生在农村、边远地区的成功率相对低。大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相比农村雄厚得多，城市户籍人口的机会大大高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机会高于老少边穷地区。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做到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避免出现“无机会群体”，既可以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等平台、用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帮助，也需要建立“竞争型的资源共享平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人民日报》，2013年4月9日）

4.对迟延退休者应有补偿

不主张以“多缴少支”来损害参保人的利益，而是主张对迟延退休者应当有利益上的补偿，即通过提高延迟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来避免其利益受损，这才符合延迟退休只是合理调整人的生命周期、解决未来劳动力供给逐渐偏紧和维护代际负担公平的取向。如果政策制定者只有“多缴少支”的“算计”，其本身就失去了公正。社会保险制度的最大功能是能够解除生活风险后顾之忧、为所有参保人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它的最大优势即是在政府与雇主的分担下实现参保人之间的互助共济。如果每一个都要精确地算计自己的得失，则长寿者、疾患者的风险谁来分担呢？况且谁也无法算定自己不长寿或者不生病。因此，社会保险实现的是在群体利益最大化中实现个人生活安全利益追求的制度安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新京报》，2013年9月24日）

5.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国家

在转型期由于腐败就形成一种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年的改革由于政治体制存在问题，导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使阶层出现“世袭”，造成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的利益固化。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日益严重，造成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我认为阶层的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凤凰网，2013年8月2日）

6.绝大多数社会组织是政府很好的帮手

现在我们就要给社会放权，政府退一步，社会才能进一步。怎么样处理好这个关系，首先政府要放弃不该管的、管不好的那些事情，把它放权给社会。我们要培育，要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那几类带有公益性的、服务性的社会组织。比如行业、商会协会，科技类的社会组织、慈善公益类的社会组织，还有城乡居民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要大力发展，要改革管理体制。过去我们是着眼于对这些社会组织的管控，而不允许或者害怕搞大了，搞大了跟政府争夺群众怎么办，有很多疑虑。现在我们的思想要解放，绝大多数社会组织是公益性的、服务性的，是我们政府很好的帮手。——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人民网理论频道，2013年11月25日）

7.房产税扩大试点是大概率事件

推行房产税是中国社会实现转轨的客观要求，大方向下只是或迟或早推进的问题。我国房产税改革采取渐进推进、先行先试的方式，符合当下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国情。要理性看待当前房产税试点取得的成效。房产税应定位于调节过高收入，只能是“抽肥补瘦”，不能变成向普通百姓普遍征收。这一点，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一定要给普通民众吃个定心丸。以税收领域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就直接税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个税、房产税、遗产税，这些都是“热点”“难点”“敏感点”，但是无法回避。应引导理性讨论，加快改革方案设计。在制定具体政策时，须明确，个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税种的调整，不是针对普通大众，而是“抽肥补瘦”，着眼于缩小贫富差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新华网，2013年8月16日）

8.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绿色”反思

中国的环保思潮与西方是接轨的，即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需要环保，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在问题意识上却是高度“西方化”的，即认为中国环境破坏的发生机制和当代西方相同，甚至就是一种“西方祸害”的东渐。相对而言，环保NGO的诉求更突出前者，“新左派”的环保观更突出后者。这就造成一种现象：西方绿色思潮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特征——从反思工业化、反思资本主义到反思“西方文明”、反思“现代性”；而中国一些绿色思潮的宣传者却有“喜欢西方的反思，却不喜欢反思自己”的特点。 我是很赞成环保的，但我历来主张“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思想要自立”，在中国讲绿色思潮是要有自己的针对性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经济观察报》，2013年11月22日）

9.土地向少数公司和个人流转集中应警惕

耕者才能有田，非耕者不能将田地出租获利，否则会加重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负担。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都是限制农用地转租获利的。由于限制转租获利，绝大多数国家的农用地价格是极其低廉的，但我国的农用地价格比发达国家高3-5倍，比发展中国家高5-10倍，这对农业发展是不利的。“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的改革必须真正对农民有益。地权要平均，这里的平均是指相对平均，因为人多地少，单个农户家庭占有的农业生产用地的规模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否则会造成生产经营规模不经济或两极分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初次平均地权之后，一方面实行长子继承制，另一方面限制城市人和工商资本购买农地，以保持农业规模经营稳定性和有序城市化。参考这样的经验，土地向少数公司和个人流转集中的改革，应谨慎才是。——河北大学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南风窗》，2013年1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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