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尚待文明层面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富强的层面上，而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层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非价值性的富强层面，中国人可以说如今比欧洲人还更“现代”，身上充溢着19世纪的欧洲人冒险、进取、竞争、理性的精神气质，但为的只是世俗的幸福。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转向现代性中的文明那一面，即向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方向开拓，向现代性文明的主流方向靠拢。当世界历史期待着中国时刻出现的时候，中国在文明上却陷入了某种迷失。如今中国终于在富强层面上实现了民族复兴的梦想，但依然没有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中国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只是西方文明的“模范生”而已，而且是一个偏科的“模范生”，这样的文明崛起不能算是中国文明的胜利，或许只是西方文明在东方的一种展现而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文汇报》，2013年1月21日）

2.“家—国—天下主义”是21世纪人类普世价值观

21世纪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是什么?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拼合而成的家-国-天下主义。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道佛三家的基本精神）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及当代科学发展（例如人类是一家的基因研究的发展）之间的高层次结合和相互补充，会进一步完善家国天下主义。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是符合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自然演进生存模式的。当然，人类的普适或普世价值不止一种，但家国天下主义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辜正坤（《人民论坛》，2013年7月下）

3.核心价值观关键在“核心”

无论哪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核心都要扣住全部社会关系的主线，都是对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的规范。于是，我们提炼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要注意这个链条：“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给“信仰”、给“敬畏”留下空间。不是论证清楚了才有敬畏之心，而是无条件、没商量地常怀敬畏之心。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高悬于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众星共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 （《光明日报》，2013年8月6日）

4.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知之甚少或知之片面

这些年出现了一种怪事，那就是虽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党的指导思想，但我们的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却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不是认为过时了，就是全盘否定，虽然他并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我们这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克思主义，不屑于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相对应的却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协会比比皆是。西方的学术和政要精英运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论述和给资本主义的“诊断”，不断采取各种方法防止垄断现象的出现，继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一次次难关。——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李民 （人民网理论频道，2013年3月15日）

5.我们需要思维革命释放智商红利

中国是有着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然而生活在信息网络化下的我们似乎变得越来越不会思考了，习惯于网络资源下的“拿来”主义，久而久之，我们固守“人造”或者“唯一”的规矩传统，局限、定式、僵化了思维， 扼杀了“道法自然”的天性与好奇。在古代中国，科学一直与权力和急功近利纠缠在一起，是促成该现象的根源所在。统治者为排斥厌恶家长制社会结构的墨家，将其贬为“墨守成规”的形式逻辑、系统实验统统抛弃。从独尊一家的思维垄断，发展成漫长的全民思维僵化。在知识爆炸性增长和快速流动的今天，面对未来和未知，需要的是自由思维、独立精神，以超越知识本身的局限。要发掘中国的“智商红利”，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为其提供多样思维传授和训练的个性化“菜单”。——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中国科学报》，2013年9月24日）

6.中国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呼唤

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确立起以国家为主体的精神，更符合思想文化建设发展的实际，能有效提升国家软实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可以说，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精神内涵，代表着中国各民族的形象，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着中国人的精神风貌。认定中国精神，就有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凝结剂和推进器，就有了超越自我、走向辉煌的强大精神力量。——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 （《党建》，2013年6月6日）

7.尽量减少儒家的阴暗面，这对民族文化重建关系密切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一个长处，它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所以《论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就是“觉”，即觉悟的意思，要不断提高觉悟。儒家相当宽容、开放而多元，它也非常注重对话。儒家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力最广的思想，是对塑造中国人的伦理世界、精神世界最全面、最深入、文化基础最强的传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只要是政治、社会各方面风气比较好的华人的社会，儒家的形象都是光辉灿烂的，只要是弄得糟的地方，儒家的形象都是阴暗的，而且儒家会成为戴罪羔羊。我们要能够发挥儒家健康的、光辉灿烂的方面，尽量减少儒家的阴暗面，这对我们民族文化重建关系太密切，所以我一直倡导我们要继承儒家士君子的责任意识。——北京大学教授杜维明（《中国企业家》，2013年9月3日）

8.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者

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必须要在实践中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发展。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谈到：“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在探索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误在所难免，失误的教训也是宝贵经验，1963年9月3日，他曾谈到，“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毛泽东在探索中既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误的教训，这两方面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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