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的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需要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点虽然早在1995年时就已提出，但在“十五”计划期间由于改革放慢及人口红利消退，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减慢，造成了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民营企业仍难以进入电力、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民间对于体制改革、政府松绑、打破国企垄断的呼声日益高涨。过去二十年的经验表明，要使得经济增长的模式真正能够改变，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的深化改革，建立法制、规则基础上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新京报》，2013年7月1日） 2. 尽快形成跟改革一致的新利益格局 怎么能够有效推进改革？从我们过去的经验看，有一个途径或一个方向值得注意，这就是改革除了触动现有的既得利益，还要尽可能快地形成与改革一致的新利益。这个新利益的力量越大，改革就越难逆转，越可以把国家的发展状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为什么能成为一个改革的“黄金年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迅速形成了与改革一致的新利益。例如，农村一改，8亿人中大多数都从改革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种情况下，用不着再讲抽象的条文，他们就站在改革的一边了。因为他们的利益跟改革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个经验证明：不管我们观念上、理论上、思想上对改革怎么看，只要迅速大量地形成了跟改革一致的新利益，跟国家未来一致的新利益，改革就能推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财经网，2013年11月20日） 3.改革需要中层设计 中国当前的改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有效化解长期积累，甚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这种改革的风险的确比较大，如果鲁莽地推行某种全国性的一揽子方案，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只靠基层性或边际性的微改革，又只能产生搔痒的感觉。这时候，以一定规模的行政区域为单元，在大政方针统一的前提下，相对自主地进行突破性改革，或许是当前阶段值得考虑的策略性选择。在这种改革思路下，“顶层设计”不妨更多地调整为“中层设计”。——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储建国（《人民论坛》，2013年3月上） 4.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大势不可逆转 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改革大势不可逆转，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释放出新的制度活力，才能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中国今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要放宽市场准入，让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经济日报》，2013年9月12日） 5.中国需要2.0改革版本 我们把改革过程看作“改革版本”的升级换代，如同开发和设计“软件版本”一样，总会因为改革信息和改革知识的有限性、不确定性、不完全性以及与实际情况的某种不适应性、不协调性，需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改进，不断打补丁，又不断升级换代。换言之，前一个改革版本是后一个改革版本的基础，后一个改革版本是前一个版本的修正和升级，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改革版本”。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开创了1.0改革版本，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大大丰富了这一版本，使中国仅花了30多年的时间，就从世界极低收入、庞大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跨越式地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小康社会的国家。中国正处在第二个改革阶段，需要明确提出2.0版本的改革。——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光明日报》，2013年5月15日） 6.中国进入“双型转型期”，改革面临多重挑战 当今世界文明又处于一个重大的“文明转型期”。新的文明向何处去，如何从一个“不确定性”状态中发展出一个“确定性”的未来，人类需要价值重构和制度反思，需要高超的智慧打破习惯性的“价值迷思”和“制度依赖”。与人类“文明转型期”同步，中国也进入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这就是说，中国处于一个“双型转型期”：人类文明转型叠加中国社会转型。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风险性，需要我们在理论建构、价值重塑、制度改革上显示出高超的智慧、坚强的决心和社会的良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9月29日） 7.转型与改革重在改变增长主义倾向 当前，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在新阶段的增长、转型、改革交织融合，增长动力、增长前景直接依赖于转型改革的突破。具体来看，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今天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已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地方层面已经形成以做大GDP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推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尽快步入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轨道，是对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改革论坛网，2013年11月8日） 8.新阶段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如果说高速阶段主要是“铺摊子”，在传统农业部门之外，大规模地发展现代产业部门，“粗放经营”在所难免，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增长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优胜劣汰、换代升级推动增长，重在“精耕细作”。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会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强调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讲求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易于与国际社会接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求是》，2013年第6期） 9.我们的政权并没有那么脆弱，推进改革需要自信 我们处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各群体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利益矛盾，某些利益受损的群体表现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其实是促使政府进行制度改革的动力和契机。但我们有些官员对这些不同利益诉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这是对现政权的挑战，要动摇我们的执政基础。实际上，我们的政权并没有那么脆弱，脆弱的是某些官员自己的内心，是他们自己对政权没有自信。——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学习时报》，2013年7月29日） 10.只要改革不出自独立的部门，改革就不会落到实处 改革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中国慈善家》，2013年第8期） 11.不是一宏观调控就不要改革了 把宏观调控跟改革对立起来，好像要宏观调控就不要搞改革，这是对宏观调控的一种误解。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因此不应该把它和改革对立起来。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来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调控就不要改革了。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北京日报》，2013年10月14日） 1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条底线不能突破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三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第一，不能改变土地所有制，就是农民集体所有；第二，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农地必须农用；第三，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所谓“农地入市”或“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是误读，是不准确的。“入市”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却有着明确的前置条件和限制条件，前置条件是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这部分土地才可以，限制条件则必须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是因为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分为三大类：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也就是说只有属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如过去的乡镇企业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才可以进入城市的建设用地市场，享受和国有土地同等权利。因此，关于“农地入市”的问题，是有明确的前提和限制条件的，千万不能认为农村土地可以随便使用、随便买卖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7日） 13.户籍改革可“分区推进”和“积分入户”双管齐下 中国情况很复杂，各地发展情况不一，户籍一元化是渐进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要考虑物力、财力等多方因素。户籍制度改革要循序渐进，可以“分区推进”和“积分入户”双管齐下。“分区推进”适合新社区，城市过渡区。“积分入户”适用于大都市，如现在的上海，以前大量农民工在上海工作几十年入不了上海户籍，学生上不了公立学校，而周边省份都在发展，技术工人很抢手，积分入户就可以将不少这类人群留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3年10月17日） 14.收入分配的改革方向是趋向于更加公平 收入分配应该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回避不了的问题。一个社会要稳定，经济要持续发展，这种两极分化，这种分配不公正，不可能造成我们期望发展的局面。所以，在这一点上，政府、高层和老百姓是有共识的，但是现在有阻力，有些既得利益是不支持、不配合，而且他可能也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诉求。最重要的是在决策层采纳哪种意见。总体上，如果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再拖延下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人民网理论频道，2013年11月15日） 15.系统改革论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 系统性思维强调的是理论性和逻辑性，改革则更多的是强调探索和实践，两者的统一有利于改革的设计者在思路上思想上达到一种新的高度的统一，从而大大增强了改革的可操作性，有利于中央的宏观决策和顶层设计。因此系统改革论这种提法本身，具有科学性、辩证性和系统性，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系统改革论来自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作为一种改革的思想和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因为它源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它是一种科学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谢志强（人民论坛网，2013年12月16日） [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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