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新时期散文的复苏与发展 新时期有几个散文家是有大贡献的，首先是巴金，他在一九七八年写出的《随想录》以及依次完成的《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成为新世纪散文开端的重要的里程碑。巴金在血泪的凝结中痛悼反思，呼唤人性，升华思想。从而引发了一场写真实、说真话的散文革命。假大空的所谓散文没有了市场，让散文一下子就找准了位置，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复苏。这种复苏还不是回复到十七年的散文上，而是一下子归位到了五四时期的创作上去。 随之便是真情真性的、表现内心世界的写作风潮。像张洁的《哭小弟》、《拣麦穗》，杨绛的《干校六记》、贾平凹的《爱的踪迹》、叶梦的《羞女山》、唐敏的《女孩子的花》、苏叶的《总是难忘》、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散文在这一时期真正有了大的影响力，有了大的队伍，有了广大的读者。并且也坚实地确立了散文在当代文学的地位。以致后来有些文学门类的主力慢慢转向，主打散文创作。 恰恰在新时期十年之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引发了散文的又一场革命。 有了十余年的创作实践和探索，似乎总觉得不太过瘾，有些缺失，是什么，又一时整不明白。这种困惑和向往应当说是散文界整体的。结果等来的就是《文化苦旅》。就是那种大气魄、大胸怀、大视野的冲击，就是那种融合着历史、文化、思想的感召力，就是那种闪耀着灵动才华及有张力、哲理和新鲜感的语言魅力。余秋雨许一开始并不是十分自觉地将《文化苦旅》当成专业散文的写作，但是它却被散文界狂喜地接受了。 尽管散文界至今仍有这样那样的说词，但余秋雨对当代散文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文化苦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散文又有了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文化散文”、“大散文”使散文又有了更多的可尝试性和可突破性。正是有了这一点，使得散文更有了看头，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也正是有了这一点，小说界、诗歌界、理论界、教育界、美术界、演艺界甚至政界的一些人物都向散文界靠拢。比之前十年更为火热，这种火热不单单只是做个票友了事，而是真正想要成为散文舞台上的角色。这中间有一大群代表人物：季羡林、林非、卞毓方、李存葆、雷达、梁衡、王充闾、铁凝、周涛、李国文、吴冠中等。散文的意义显现也就越来越强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意义呢？不用说，读者也清楚。 散文书籍发行越来越火，报纸副刊大多以散文随笔支撑，即使是当前刊物发行量很大的《读者》，多数文章也是散文的形式。人们在散文中所得到的历史、文化知识以及生活理念、处世态度、内心情感，是一种直接的吸收和碰撞。 3、个性化写作 新时期文学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散文本体的变革又有了新的进展。即散文创作的空间更加拓展，更加趋于自由和“自我”，个性化的东西更加明朗。 这个阶段突出的代表应该是苇岸和刘亮程。苇岸一开始就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从不遵循旧有的体制，不去图解政治与思想，完全是一种平静的心态看待周围的一切。世事纷争、喧嚷、苦闷与彷徨走不到他的散文中去。他的生活和创作理念同梭罗相似，“在我的阅读、写作面对的墙上，挂着两幅肖像，他们是列夫·托尔斯泰和亨利·戴维·梭罗。由于他们的著作，我建立了我的信仰。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的‘阴影’中的人。”因而苇岸极为推崇《瓦尔登湖》。他的《大地上的事情》也就有了瓦尔登湖的影子。自然、纯净、细腻、慈善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特点。苇岸的作品不多，却对散文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刘亮程也是追求理想主义写作的作家。由于他的诗人特质，他的散文也就更具有感染性，使人往往沉浸其中，为一场风、一个人、一条狗、一片花而动情。他的《一个人的村庄》是中国整个农村的艺术缩影，充满了质朴和沉重的美感。刘亮程以一把铁锨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长期而坚定地挖掘着，他的写作与他的成名相差了读一个小学的时段。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冯秋子、王开岭、马莉、杜丽、周晓枫、庞培、止庵、江堤、谭延桐等。到了新世纪初，又有了一些新的面孔，如沉河、黑陶、洁尘、蒋浩、雷平阳等。他们的写作更加个性，或者说更加随意。他们或是在语言上带有诗意的精简和朦胧，或是在叙述上另辟蹊径，或是在述写对象上独有视角。但不管从哪方面看，都能看出这些作者的另类之处。 点示这些，完全是为了说明，当代散文是向前的、变化的，永远有着新的东西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文学同样和其他学科一样，是在不断地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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