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和2009年，“80后”代表作家写作基本上明确了各自的身份定位，形成了韩寒、郭敬明、笛安三足鼎立，笛安、徐璐、周嘉宁、颜歌、蒋峰、小饭等各立门户，文珍、甫跃辉等实力派新人日渐显露的格局。韩寒因体制的排斥而走向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创作；郭敬明因体制和市场的双重示好而两头兼顾；张悦然则更多地靠近主流文坛，由文坛再返销到市场。其他作者则在文坛与市场的震荡中盘整。其中，也有因坚信文学自身力量的“80后”作家接续着传统文学的道路，如笛安、徐璐、文珍、甫跃辉等。还是以作品为例。如果将郭敬明的《小时代》（2008年10月出单行本）和韩寒的《他的国》进行比较，将是一件富有意味的事情。应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主义的需要，《小时代》全新改版了现代传统小说中几乎所有安身立命的基本要素。这是《小时代》格外需要被关注的原因。因此，阅读《小时代》，我们需要关注它究竟触及到现代传统小说的哪些底线。先看文体。如果单纯依据字数而论，每部近四十万字、一共拟写五部的系列小说《小时代》可谓堪具诗史规模。但是阅读其内容，姑且不说不具备诗史的思想容量、历史深度，单说现代诗史小说的文体特征也被消解，可谓一个反史诗写作。正如“小时代”对应于“大时代”，反现代诗史小说就是《小时代》的文体。《小时代》围绕顾里、林潇、南湘、唐宛如四位同学、闺密的求职、恋爱，生发出上海新贵商业圈。每一章情节不断推进，但内容却选取了复制的方式。如果按照这种套路制作下去，以郭敬明的才华可以生产出N部。再看叙述方式。《小时代》实践的是降低阅读难度的“浅阅读”叙述方法。时间的倒叙如键盘回车那样易于操作，空间的转换如时下流行的肥皂剧换场那样便捷。这种时空的处理方式不仅与现代诗史小说有根本不同，而且与现代小说相比，也不太搭界，因为现代小说的叙述方式就是如何设计高难度的时空。与叙述方式相关，郭敬明作品最有杀伤力的语言，在《小时代》中也缺少了以往的精致和耐心。类似于“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等等璀璨句子，大多是他人经验的转述；而类似于“他像是一枚难看的补丁，缝在上海物欲横流的精致街头”等等比喻，原本是郭敬明作品的招牌，也常常显得有些生硬和蹩脚。最后再看叙述立场。小说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主义潮流的认同和推崇，消解了现代小说的批判性立场，由此成为大众文化市场的消费对象。《小时代》的核心词不再是“明媚的忧伤”、“45度仰望天空”，而是“国际一线品牌”、“名车”、“豪宅”“文件”“讨价还价”、“心机”、“盈利率”、“商业价值”等语词，让人感觉不是在阅读文学作品，而是在接受一个新业态公司的总管培训。此外，当作者、叙述者和《小时代》中的新贵联手巩固并强化市场化时代残酷的竞争机制的时候，现代小说叙述立场的批判性也被消解，相反，为大牌明星郭敬明量身定作的广告倒是抢眼。不过，上述问题也许压根就构不成《小时代》的硬伤，反而隐含了郭敬明成功的秘籍。郭敬明借助《小时代》终于探得现代传统小说的底线，并越过底线打造“文化新贵”的梦想。在“80后”一代集中承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压力的背景上，《小时代》以白日梦的形式满足了人性中意淫的需要。这样，尽管《小时代》对于粉丝读者没有任何承诺，但粉丝的眼睛在阅读过程中还是不禁泛绿飘红，阅读的快感油然产生。而且，郭敬明对年轻女性心理、特别是年轻女性粉丝心理有超好的体察力。而况，在大众文化时代，艾略特的火暴程度怎么会比得上刘德华？同样道理，现代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在读者的数量怎么会赶得上郭敬明？总之，郭敬明的《小时代》已经改变了现代传统文学的既定概念，也就难以用既定的现代传统文学的评论标准来评价；既然郭敬明早已不把自己当成作家，我们又如何能够用现代作家的标准来要求他呢？与韩寒小说越来越陷入现代传统小说的悖论不同，郭敬明与现代传统小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或者已经擦边而过。与郭敬明的《小时代》相反，韩寒的《他的国》虽然还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叙述世界与现实世界贴得过近的缺憾，但韩寒毕竟开始如职业作家那样有意识地约束小说的叙述节奏、语言，细节描写也更为耐心，结构比以往其他小说更为讲究。不仅如此，《他的国》还对市场经济背景下当代作家批判性写作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探底。阅读《他的国》，我们似乎进入一个梦想的国度。青年主人公左小龙是一个处于飞翔状态的梦想者。他不仅喜欢骑着摩托车做英雄梦，而且梦想在雕塑园组建歌唱团，“把这个雕塑园搞得像一个小的国家一样”，自己当合唱团指挥。但是这个梦想的本质却与大多数“80后”沉湎于耽美的白日梦不同。大多数“80后”的白日梦拒绝对现实世界的关怀，而《他的国》则是以梦想的形式承担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在这部小说中，韩寒的批判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现行教育体制，而是扩展到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以及由此延展开来的现代性病症。韩寒在“现实”世界冷眼想象“梦想”的图景，又从“梦想”世界批判性地审视“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生存状态。小说一方面讥讽官场政治、资本强权、文化转轨、环境污染、人性裂变，另一方面关注当代中国人的根基丧失、家园失却、归属不定的虚无感和无根感。在尖刻的批判中蕴涵温情和道义。我们可能会觉得纳闷，为什么这位“80后”写作的反叛领军人物一不留神竟然成为地道的、正统的现代传统阵营中的写作者？以反叛体制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现代文学链条上，这是韩寒所难以逃离的现代性悖论。韩寒并非没有挣扎，《他的国》中的左小龙被爱与欲、传统与现代、绝望与希望等不同方向的力拉扯着，承受了诸种现代性伤痛。不过，在伤痛之中，韩寒依然没有如大多数“80后”那样丧失文学可贵的批判性，而是将现代文学所开创的批判性品质继承下来。只是，韩寒自成名后一直被大众文化所追捧，明星化的栖习与批判性作家的定位本身充满矛盾，取舍起来谈何容易？还有，韩寒火暴于粉丝文化，而“粉丝文化是一种与官方文化的许多机制相呼应的大众文化形式”（约翰·费斯克：《粉都的文化经济》，见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第7页），作为受益人的韩寒如何确立自己批判的准星？当然，在大众文化铺天盖地的时代，即便鲁迅活着，除非封笔，也是想不火都不行，但是，鲁迅最可贵之处就是无所依傍，一生独战，而以这一点来要求韩寒，显然是过分的。可我们还是有理由追问：《他的国》之后，韩寒在批判性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2008年与2009年，如果从文学性的角度，更值得关注的是笛安的长篇《西决》和徐璐的《滴答》。两部小说可谓“80后”作家的突破之作。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十年间，“80后”作品显露出来的对意义的消费，已经构成一种时尚的文化现象。既然1990年代以后，文坛皆耻意义，“80后”也便随着潮流一个一个争相往琐屑的路数上靠。“80后”承继传统并不灵光，但标举反传统的姿态却冲劲十足。于是，扮酷、自虐、打架、堕胎、三角恋、多角恋、炫富等等具有消费主义品质的世俗化青春经验在“80后”作品中触目所及。而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往青春写作所崇尚的梦想、理想、爱、友谊、信念等等精神向度却很少有人叙写。正是在这个背景上，笛安的长篇小说《西决》和徐璐的长篇小说《滴答》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种很特别的共同的东西：当大多数“80后”或沉湎于表达自我，或取悦读者时，笛安与徐璐则始终坚持以文学的方式感动读者，并呈现出80一代人特有的精神新质。笛安与徐璐的小说固然为了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而调动了时下“好看小说”的某些通俗要素（《西决》编织了师生恋、姐弟恋等时尚情节；《滴答》借助了单亲、白血病等悲情戏码），但为了凸显“80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冲突而更着力于构筑现代“好小说”的对话空间，无论《西决》，还是《滴答》，在推进情节的方式上，都呈现出“80后”伤痛青春体验中对意义的探勘和追问。可以说，在伤痛中被承担的意义，生成了她们小说一种持久的内在推动力。《西决》与《滴答》充溢了伤痛的辩难之声。两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通过对前辈作家所建构的意义的诘问而重新确信意义的存在。由于两部小说主要讲述青春经验，两位作者便不禁将诘问集中于青春生命哲学的核心———“爱”。比较而言，两部小说各有其独特的辩难方式：《西决》更着力于以“恨”写“爱”；《滴答》更倾心于以“冷”写“情”。尽管有此差异，在意义如何表现的问题上，笛安的《西决》和徐璐的《滴答》却很相通：一面让人物处于迷离、困惑、失望与绝望，一面又心怀希望与期待、追寻和抗争。尤其，两部小说的叙述者、主人公西决与薇拉，始终与其他人物处于争辩的一体多面。其中，《西决》中乏善可陈的西决与满腹怨毒的东霓、《滴答》中“冷漠”的薇拉与炽热的狄夏看似属于对立的生命形式，实际则一并承载了青春期成长的伤痛记忆，乃至内涵了人性深处的复杂构成。随着小说对意义的追问，人物形象的情感与理性、怀疑与信念、心血来潮与矢志不渝缠绕在一起。这些冲突使得小说成为矛盾的对话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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