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言，“忧伤”不再是古典形态的没有繁星的童年旷野，也不仅仅是现代形态的没有依托的虚妄天空。忧伤不仅映现着“80后”自闭的自恋倾向，而且成为后现代背景下“80后”消解一切、遗忘一切的无奈姿态。由此，“80后”笔下虽浸满忧伤，内心却理智得冷漠。如《幻城》中的雪花，总是会让人联想起动漫片中的人造雪花。这令人不禁疑惑：忧伤，是否有制作的成分？是否带有小资的空洞与苍白？当忧伤已经游离于自身的生命体验，越来越依凭域外的引进设备而坠入夸张的时尚浪漫写作时，是否意味着被“80后”与市场联手打造的浪漫“经典”已经奄奄一息而应该就此打住？遗憾的是，郭敬明与张悦然不仅没有打住，反而越走越远。成为巨星后的郭敬明、张悦然不约而同将忧伤的疼痛转变为忧伤的冷酷。 2004年和2005年，“80后”写作成为国内各家出版社争夺的“抢手货”。除了“80后”代表人物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外，笛安、周嘉宁、朱婧、蒋峰、苏德、水格、宋静茹、徐璐、徐敏霞、那多、蔡骏、李海洋等先后成为接力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等重点打造的对象。一时间，青春文学图书占据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市场销售额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大型主流文学期刊业开始接纳“80后”作家。比较而言，蒋峰的长篇《维以不永伤》（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继承了先锋写作传统，代表了“80后”作家对叙述难度的挑战。这部小说或许不是蒋峰小说中最感人、好看的小说，但它表达了一种有野心的叙述探索。那么复杂的情节内容，人物命运，小说的叙述者却掌控得节制、从容，调动得老辣、冷静。在家庭、暴力、性、死亡等现代主义小说的核心要素配置下，小说的氛围让人挥之不去。那是一种苍白的沉重，沉重压抑得让读者无法呼吸。所有的人物都是抑郁的，敏感的。这种氛围的设计传达了80一代人的文学观和生命观：借助先锋的叙述方式，展现现代主义的无边影响以及现代人的宿命观。2005年，笛安的《告别天堂》（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意义非比寻常。它探索了文学性与时尚性，“好小说”与“好看小说”的结合。在《告别天堂》中，“80后”共同置身的困惑和焦虑、寻找与失落、忧伤与幸福、孤独与充盈、爱恋与失恋、残酷与狂欢，乃至新生与死亡，应有尽有。它们一并构成“80后”一代人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多变的叙述视角、细致的心理剖白，使得它被称为“最具艺术水准的青春小说”。尤其，这部小说具有经久的感动人心的力量。2005年春树的长篇小说《两条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也别有意义。春树由忠实于青春经验的自传体书写到虚构的“纯文学”实验的转型之作。《两条命》改变了春树小说一向明晰的叙述声音，而追求一种晦涩的叙述效果。它背离了以往春树小说以作者为中心的立场，而替代以文本为中心的原则。不过，小说中的青春期体验，如矛盾、冲突，焦虑，乃至厮杀没有减弱，反而强化。只是，小说依然保留了春树一向的自叙传体的印痕。这不禁让人疑惑：“80后”在虚构的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2005年，湘西少年李傻傻成为2005年度幸运的“80后”新闻人物。2005年6月27日，李傻傻中选了美国《时代》周刊（全球版），被塑造为“幽灵作家”。《时代周刊》这一行动，与中国当代主流文坛对“80后”的期待不谋而合。由于“80后”作者大多聚集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青春文学一直呈现城市题材泛滥、农村题材奇缺的局面。当城市“80后”以小资、愤青、无厘头的写作无休无止时，中国主流当代文坛急切地寻找农村“80后”代言人。这样，无论李傻傻是否有意识成名，他一经让作品从湘西出发，就获得了中国主流文坛的赞誉。马原将李傻傻列为“80后实力派五虎将之首”；盛可以从李傻傻“自然地想到沈从文”。大型文学期刊《花城》刊发了李傻傻的长篇小说《红X》。按照这种势头，即便没发生2005年李傻傻的“中选”事件，李傻傻也称得上风光无限。“五虎将”之一、“少年沈从文”……，文坛慷慨地将一顶顶桂冠纷纷赠予这位刚刚出道的新人。大型文学期刊《芙蓉》的“点击80”栏目打破了每期推荐一位“80后”新人的惯例，为当红“80后”作者李傻傻开辟了专栏。单从小说本身而论，可以看出，李傻傻在短篇小说《雪地上的兔子》的写作上，的确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一个情节如此简单的故事———村民陈兔娃雪地里追杀野兔，因走火而死于非命，却在多重叙述视角的穿插、变换中，串联了历史与传说、神话与现实，可谓用心良苦、内涵丰富。加以对孤独、寂寞、痛苦、死亡的若隐若现的忧惧，充满乡村情调及隐身暗处的耐心体察，让读者一路读来既过瘾又刺激。但是，如果因此断言这个短篇以及李傻傻的写作多么成熟、完美，甚至如有论者所说：李傻傻比沈从文还深刻，则需要再三斟酌。非常可贵的是：与各方权力话语的相比，李傻傻本人倒是清醒得多。当记者问道：“国内报道全部醒目地标出：“‘80后中，只有他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工’。对此你有何想法？”李傻傻：“这能有什么想法。不过就是一句噱头。”此外，2005年的张悦然从先锋退守为随俗，《水仙已乘鲤鱼去》是一部具有争议性的作品。张悦然很清楚《水仙已乘鲤鱼去》的定位：它应该是一本在市场和文学两个系统内都获得成功的双赢小说。“怪酷”属于审美层面，“随俗”则属于叙述层面。这样说，来自于两方面的分析：其一，随俗的叙述模式是市场化的需要。“80后”小说太炫技，太沉湎于情绪化的倾诉之中，包括以往张悦然自己的小说都有这种倾向。如果一直缺少叙述的掌控，“80后”小说难免重蹈先锋的覆辙。在这个市场需求为中心的前提下，张悦然如果想要在2005年继续赢得可观的销售额，就要以保守的方式反拨“技术”中心主义、包括反拨自己以往小说的叙述模式。其二，“怪酷”的审美观的固守是为了提升文学的品位。张悦然小说一向迷恋于毁灭与死亡、痛苦与幻灭。《水仙已乘鲤鱼去》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审美观，这意味着张悦然坚持以小说的形式对人的精神力量的深度探究，对人性进行哲理思索。总之，在文学的世界里，“张悦然在很用心地写小说”；在市场化的机制里，张悦然在很讨巧地获取图书的销售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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