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十年了。我们需要一同梳理十年中“80后”的写作历程与演变，由此，可以思考究竟哪些“80后”作家作品更具有文化与文学上的意义。 “80后”概念是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联系在一起的。1999年开始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是由《萌芽》社主创，由主编赵长天总策划，邀请著名作家叶兆言、苏童、方方、曹文轩作评委。新概念作文大赛并非反对现行教育体制，只是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部分修补，以催生了80一代人的写作创造力。用曹文轩的话表达，就是：为那些偏才的学生，“闪出一条路”。正因如此，叛才韩寒凭借作文《杯中窥人》引起关注。从此，“80后”发起了一场青少年写作的全民运动。 2000年，韩寒的长篇小说《三重门》在图书市场上成功畅销百万册。“80后”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颠覆应该从《三重门》戏谑的叙述风格开始。在《三重门》中，韩寒将伪师道尊严作为戏谑对象。不给伪师道尊严留一点面子，是韩寒文字的快感之所在。如《三重门》对于钱政教处主任的描写：“近四十度的天气他穿一件长袖衬衫，打了领带，经此一奔波，衣服全湿湿地贴在肉上，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肖像描写如漫画一样将人物灵魂的虚假、滑稽暴露无遗。《三重门》之后，谐谑伪师道尊严仍然是韩寒小说的兴奋点。不过，韩寒并没有因此和教育过不去，更没有如后来媒体和“韩迷”们所夸大的那样要反叛整个教育。韩寒只是不喜欢教育，如韩寒对网友所说： “我并没有对抗，只是把该说的说出来而已”。或者说，韩寒只是不能实现自己的生命形式、生活方式与现行教育模式相调和。他无力改变教育的训导———对素质教育韩寒早已不抱希望，但也无计让教育驯服自己，仅此而已。但不管怎么说，韩寒的《三重门》成功了。《三重门》的成功对“80后”而言，无疑具有偶像般的巨大诱惑力。“80后”大多信奉张爱玲的说法：“出名要趁早”。 加上图书市场出版方的需求和运作，“80后”作家开始一波儿又一波儿地出炉。 2001年和2002年，“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三届、第四届连续推出郭敬明。郭敬明的商业价值很快被市场所看好。2002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郭敬明的散文集《爱与痛的边缘》、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一等奖得主甘世佳的散文集《十七岁开始苍老》等“大都市青春丛书”，颇有阵容。尽管这些作品难以产生如《三重门》一样的轰动效用，其首印数仅在10000册之内，但还是带动了青春文学图书的生产。《爱与痛的边缘》是郭敬明的第一本作品集，创下了“忧伤少年”的品牌。其中文字青涩，但安静、诚挚。开篇一段话语既确立了忧伤的基调，也感动了他的读者。“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这是真的，好孩子不说假话。而我笔下的那些东西，那些看上去像是开放在水中的幻觉一样的东西，它们也是真的。”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音乐真的是一种很好的镇痛剂，对我而言，它像一个可供一只四处流浪常常受伤的野兽藏身的洞穴，我可以在里面舔舐我的伤口。”“我想我没有那么自由，我只能在音乐中将身子蜷缩得紧一点更紧一点，我好沉沉睡去，一直睡到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一切烦恼统统消失不见。”尽管这个集子中也有一些日后看来姿态性的煽情，但总体上还是忠实于青春生命的独白，可以说是郭敬明的成长日记。一位“80后”读者评价道：《爱与痛的边缘》也许真的写出了小四的心声，那感人而有不做作的辞藻让人总是有无限的回味。 2001年和2002年，除了郭敬明，朋克少女春树的小说《北京娃娃》和《长达半天的欢乐》也别有意义。春树小说包括了“另类”青春小说的主要因素：出走、性、摇滚乐。它们将韩寒小说的反叛主题升级为残酷主题，甚至不再满足于以现行教育体制为戏谑对象，进而咄咄逼人地戳穿现实生活的全部虚假，包括爱情。“爱情？爱情是什么？既然我无法回答也无法面对，我就只有找到真正的自己，那么就是我太厌倦这样的日子。心与心的交流？太可笑了，我要笑死了，这个问题我天天想，却让他问了出来。我并不是三陪小姐，他也不是大款，那我们在一起一定要是有目的的。那么是什么目的呢？既然不是为了身体的目的，那么是为了感情吗？我虚伪得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怎么能给别人一份清醒且明确的感情？这就是我的疑问，这就是我的迷惑。”（《北京娃娃》）春树残酷地粉碎了所有对爱情怀有憧憬的少女纯真之梦。如果不是绝望到了极点，没有少女会绝望于爱情的梦想。不再相信爱情的少女会强大无比，可也寒冷彻骨。 到了2003年，随着萌芽书系———国内畅销青春文学图书品牌诞生，“80后”写作成为抢眼的文化现象。2003年伊始，春风文艺出版社进军青春文学领域，一部《幻城》首印数10万册，短短几个月便发行到50万册，这既让郭敬明成为“80后”的领军人物，又让“80后”写作呈现了另一种方向：与韩寒的直接反叛教育体制的锋芒毕现的文风相比，郭敬明的文字倾向于以温婉的方式逃离现行教育的压迫。对于《幻城》，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讲了什么样的故事，而是它是怎样讲的。《幻城》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盛产的两大超级成果———反叛和奇思之一种，将日本动漫作为写作资源和叙述模式。这既投合了“80后”读者群的阅读趣味，也为日后的玄幻小说奠定了基业。“奇思”经过郭敬明，再经过周嘉宁、颜歌、水格的改造亦变异为“玄幻”。虽然郭敬明在《幻城》之后再度回到了表达青春心事这一老本行，但青春玄幻小说作为青春文学中一个居高不下的看点，市场价值一直处于上涨态势。所以，最近郭敬明又重回“奇思”路线———发表在《收获》增刊上的《爵迹》再度重操奇幻“旧业”。除了郭敬明，同样是第三届新概念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当时的“忧伤少女”张悦然凭借《葵花走失在1890》引起主流文坛的关注，且一度被媒体称为“玉女作家”。但是，与韩寒、郭敬明经市场进入文坛不同，张悦然则经文坛进入市场。这恰是《葵花走失在1890》的意义。小说的叙述方式接续了现代主义的先锋写作理念，将人物一步步逼进绝境，且将先锋作家对人性之恶的剖解发展到极端，给人以“生冷怪酷”之嫌。对于“80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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