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的一次教师节表彰会上,我作为教师代表发言,题目是“两心三勤”。“两心”: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全身心投入。“三勤”:勤阅读、勤思考、勤动笔。“三勤”中的前两勤,便是党校教我并成就我养成的终身受益习惯。这两个习惯的养成,同步经历了相互促进、相互交融的三个阶段:先是在省委党校当学员时生出阅读和思考兴趣;继而在中央党校求学使这两个兴趣更浓厚;最后在省委党校工作中固化为习惯。 先说阅读兴趣。1984年,我从国营899厂考入省委党校政经班脱产学习三年。《资本论》是学习的第一主课。以姜凌为代表的一批老师,领着我们把三卷、五册砖头般厚的《资本论》,一页一页从头到尾讲读了一遍。对于学理工科出身的人来说,学习《资本论》让我像首次观看日出般感到格外新鲜——那喷薄而出的蓬勃朝气,令人心灵愉悦!书,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兴趣油然而生。 记不清谁说的,你所读过的书,早晚会以适当方式回报于你。我的回报很快。从省委党校毕业后我又考上中央党校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到中央党校面试时,试题全出自《资本论》。 中央党校硕士又是脱产学习三年。导师要求我,每周必须利用课余时间读一本经济学名著。每周三下午,是我和导师的固定见面时间。内容有二:一是我谈上周指定书目的阅读感受,导师尤其鼓励我质疑。二是指定下周阅读书目。这一训练,使我在阅读中经常于目视时与作者在书中神遇。有些文字简直就像黑暗中的一道亮光,沙漠中的一眼清泉,令人身心安怡。于是,不仅阅读兴趣日渐浓厚,而且阅读范围日渐拓宽。 从中央党校毕业后来到省委党校工作。省委党校产生、中央党校强化的阅读兴趣,在20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逐渐固化为习惯,并自然而然地渗透、浸染于工作中。在主体班和研究生班教学中,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在职时尚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法),其中关于经济方面的专题我都讲过。每次讲授,有两件事总是忘不了告诉学员。一是明确告诫学员:“外行听宣讲,内行读原著。”我对学员们说,包括我的讲授在内,不管是谁宣讲,对领袖思想和中央精神,讲得正不正确、准不准确、透不透彻、全不全面、系不系统,唯一判断标准就是原著。以此鼓励学员去读《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习近平讲话原文和中央文件原文。 第二件事是不忘向学员介绍我发表在《人民日报》1996年2月28日第12版上的短文《唯有读书马虎不得》。文章是以毛主席的原话做的标题。以此勉励学员同时也以之自勉:阅读一定要有认真态度,并且尽可能阅读原著或原文。 有必要一提的是,在研究生教学中,我长期主持“当代西方经济理论”课程的讲授。我坚持选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济学著作(汉译本)作教材。我认为,“特色”是在比较中凸显的。随着我国开放的不断扩大,不全面了解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就不可能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并且格外注意与时俱进。上世纪90年代是选1971年诺奖得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第14版讲到第16版。进入21世纪后改选2001年获诺奖的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从第1版讲到第3版。这件事,一再受到分管校长称许,更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 当然,也有个别学员不满。曾经就有一名研究生以“耗时太多”为由与我辩论,嫌那上下两册西方名著内容太多。没想到的是,这名学员毕业10多年后,突然于一个教师节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老师,当年有些怨您,现在真的想您!”看到这条短信,我倍感欣慰且翩然心喜。欣慰的是,党校教给我的认真阅读原著的传统,在我的工作中又以力所能及的传承方式回报党校,并终于得到学员认同。心喜的是,当初不理解的学员,似乎也有了我当年读《资本论》般的感悟。 再说思考习惯。书读多了,自然就会萌生一些想法,思考一些问题。1984-1987年,在省委党校当学生期间,我试着把一些思考写成文章向报刊投稿。那时虽然学业不精、学识不厚、学力不强,却还幸运地发表了十余篇。1987-1990年在中央党校求学期间,似乎渐渐上路了。一方面,密切关注时事和形势,用写新闻评论的方法练笔。三年中发表了20多篇新闻评论。其中,《有感于个体户为雷锋塑像》发表于《*日报》1989年6月15日第一版,并获该报该年度征文一等奖。那时的一等奖奖金,可抵我半年工资(我月工资84元)。更使我可随心所欲读书,信马由缰思考。另一方面,是三年共发表30余篇专业论文,其中,《改革出路何在?》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宝贵理论财富》,相继发表在《经济学动态》1989年第6期和1990年第8期上,并且都是作为卷首文章刊出。 当然,自我感觉良好,可自称为代表作的,还是在省委党校工作中写的一篇文章。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闭幕后,某领导来校传达十四大精神。传达中,他提出了*经济要重点发展从江油至峨眉山——沿宝成、成昆铁路线上这些县、市、区的战略,简称“一条线”战略。听完报告,我觉得*不应抓“一条线”,而应抓“一条江”(沿长江),立即写出论文投给《理论与改革》杂志。编辑虽觉文章好,但拿不准,请示校领导。姜凌校长召集经济学副教授以上教师集体讨论,一致肯定我对*的真情关切和作为党校教师的强烈责任感,决定发表。但通过编辑对我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删去驳“一条线”的文字,只正面论述抓“一条江”的论据;二是标题也作相应修改。结果,这篇论文与某领导的报告一起,发表在同一期杂志——《理论与改革》1992年第6期上。那时我还是一名讲师。这件事对我养成思考习惯鼓舞巨大。于是,我又写出《摆“龙尾”势在“逼”行》,载于《*日报》1993年5月23日第一版。大意:若把长江经济带比作一条巨龙,上海浦东作为“龙头”已高高昂起,*作为“龙尾”,大势“逼”着它必须摆起来。 深深感恩党校,成就我养成了两个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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