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见物 更要见人

既要见物　更要见人

吕聪敏

作者（左二）在菲律宾马尼拉与部分亚洲国家议会领导人在一起

胡锦涛总书记说，要切实做好争取人心的工作，外事工作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最根本的是要做好人的工作。我想，秘书工作也是一样，“既要见物，更要见人”，作为秘书工作者，也必须学会面对面地做工作。这是一门大学问，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面对面做工作是对外活动的主要形式。每次谈话都需要认真对待，做到有备而来，有备而为，心中有数。每次谈话前，要搞清楚谈话的对象来自何国、何地，有何背景，是头一次来，还是老朋友，他对这次谈话有什么期待，关心什么问题，是否会涉及敏感话题等。如果是重要工作对象，还要弄清楚他的政治倾向、对华态度、有何重要的经历和著作，有没有值得我们加以评价和赞赏的东西。

会晤前的准备非常重要，中央领导同志重要外事活动前，通常都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其人其事的背景材料。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央领导同志特意调阅了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和他在堪萨斯城的讲话。那篇讲话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论断，标志着尼克松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起了质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说中国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中央领导同志还调看了尼克松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当时，外交部有一个工作班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为那次重要接待准备材料。那时的信息来源没有现在这么多，检索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几乎调动了党政军所有机关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除查新材料外，我们还翻阅尘封多年的旧报纸、旧杂志，即使是几行字的信息，只要有参考价值，就无一遗漏地抄下来，如获至宝。费了很大劲总算汇总了几大本，供领导同志会谈和会见时参考。熟悉和掌握有关信息是为了比较快地拉近彼此的距离，更加深入地做工作。用对方比较熟悉的话题和语言进行交谈，营造一种融洽的谈话和互动氛围，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面对面做工作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道理对外事工作者和秘书工作者，都是适用的。对方作为你的客人，或你作为他的客人，双方谈话的身份是平等的，因此要相互尊重。切忌居高临下，东张西望，心不在焉，要注意倾听对方的谈话。如果你漫不经心，言不由衷，答非所问，人家就会认为你没有诚意，是在敷衍他，轻视他，这样谈话效果就不会好，也伤感情。交谈要有耐心，让对方把话讲完，即使对方谈话言之无物或不够得体，也不要轻易打断人家的谈话。有的外国人有时故意把话讲一半，下半句不愿意说出口。你若不注意听他的谈话，就无法了解他真正的意图，就不能搞清他的言外之意。我们有时候会见外宾效果不理想，冷场或发生本可避免的争执，责任往往不在对方，而是我们没有注意倾听对方的讲话，没有很好地交流。

面对面做工作要区别对象，区别场合。比如，我们外事干部的工作对象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信仰和文化背景，对中国了解的程度有深有浅，有正有偏。谈话的目的之一是让对方了解我国的情况。因此，外事干部要熟悉我们的国情，要懂内事，否则我们的宣传就是空洞的，乏味的。不了解自己国家的事情就做不好外事工作。人大的外事干部如果对人大制度、立法成果一知半解，对方会瞧不起你。吴邦国委员长和外宾谈话为什么能打动人，原因之一是针对性强，没有套话、空话，语言朴实，表达简练，外国人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比如他同美国人谈台湾、达赖问题，讲到问题的症结和敏感性时，所表达的观点很明确、很尖锐，一点也不含糊，但是并没有给对方咄咄逼人的印象，会见之后美国人同我们工作人员讲，你们的领导人真厉害，他没有用一句吵架的言词，但已让你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使你不得不去思考。2006年5月，达赖窜访智利，总统不见，参议长不见，也不准达赖在参议院活动，但众议长不听我们的劝告见了达赖，还为达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吴邦国委员长访问智利时同众议长见面，他没有去批评、责怪对方，而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重点谈了西藏问题，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达赖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达赖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谋求建立所谓的“大藏区”，甚至扬言要把其他民族迁出“大藏区”；三是达赖不承认并要改变中国宪法规定的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其目的是恢复“政教合一”，恢复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这充分说明达赖不是什么宗教领袖，而是一个政治流亡者。我们与达赖集团之间不是宗教和文化的分歧，而是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希望拉美议员和政要认清达赖集团分裂主义的本质，对达赖集团的政治图谋保持警惕，不与达赖集团发生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不允许达赖集团利用议会等场合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从智利众议长的表情可以看出，吴委员长直率的陈述，言之凿凿，出乎他的意料。事后他对我方人员说：“看来吴邦国委员长知道我见过达赖，吴的谈话我听明白了，有的情况我是第一次听到。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我不怀疑。”

智利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穆尼奥斯2006年10月访华，此前有一段插曲。台湾当局知道此人很可能是下任参议长，决定花钱邀请其夫妇访台，企图把他作为台在智利议会的一个突破口。吴委员长访智时穆参加了接待，他很有礼貌，但表情不太自然，因为有台湾邀请他访问这件事，觉得对我不好交代。我代表团会同我国驻智大使，在智友人配合下耐心做工作。吴委员长和代表团成员对他态度诚恳，以礼相待。根据代表团领导的指示，我同他进行长谈，我说台湾当局花一点小钱把你请去，是有政治目的的，是想利用你来做宣传，我劝你别上当，不要去了。我半开玩笑地说，等两岸统一了你再去，我陪你。我还告诉他，全国人大邀请他访华，什么时候去都行。他略显惊讶，但又说得罪台湾恐怕不好吧，签证、机票都办好了。我说机票可以退，签证办了不去也是常事。他说回去再想一想。不多久他答复说不去台湾了，想近期访华。我说没问题，我给你操办。吴委员长访智后不久，在我方的精心安排下，穆尼奥斯和夫人访华，走了许多地方，效果非常好。在华时他对我陪同人员说，台湾他不会去了。此后我去巴西圣保罗参加拉美议会年会，又见到了这位智利朋友，他和我热情拥抱，非常激动，还给我介绍了不少与我国未建交国家的议员。他说，请你们把我当作朋友看待，今后我要帮助中国人大与拉美议会发展关系，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面对面做工作，要学会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而不强加于人，这是做外事工作的一个原则，相信对做好秘书工作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常说摆事实，讲道理，外事和内事都应这样。外国人不可能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对我国的了解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对我国的偏见根深蒂固，我们经常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战略、能源政策、国防政策很不了解，但又妄加评论，无端指责，用其惯用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看待中国的事情。我们同他们的对话有交流，也有交锋，有斗争。我们做工作对有些人可以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但对另外一些人效果则不大。尽管如此，遇到做工作的机会也不能放弃，要学会寓论辩于说理之中，要沉得住气，让对方感到虽然不能接受我们的观点，但也没有理由无视我们的立场。

交流时除了讲道理外，还要善于用事实和数字说明问题，增强说服力。比如，针对外国人对我和平发展战略缺乏了解的情况，我们不妨多用用数学的技巧，既讲总量，也讲人均，说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水平很低，在世界的排序中位居百名之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但2005年中国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中国农村有2300万贫困人口，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居民有2200多万人，每年城市需要就业的人口达2500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首要任务。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的欧美人士说，他们的脑子里关于中国的印象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无法想象中国还有这么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下次访华时希望到西部和贫困地区去看看。

针对西方国家对我国能源战略的误解或指责，我们用事实加以澄清。我们告诉他们，中国能源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比美国高30个百分点，对外依存度仅为6%。2005年，中国人均石油消费量为0.242吨，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美国的1/13、日本的1/8。天然气人均消费量约为世界的8.5%、美国的1.6%、日本的5.6%。2006年，中国石油净进口1.45亿吨，占全球原油贸易量的6.4%，而同期美国净进口达6.05亿吨、日本为2.42亿吨，分别占全球原油贸易量的26.7%和10.07%。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没有人说那些消费水平和进口水平高的国家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反而说这两方面数字都很低的中国构成了威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有的美国议员说，这些数字他们是头一次听到，感到很新鲜。

2007年年底，我国发表了《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成了美众院军委会代表团不久前来访时同我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代表团有人说，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正在改变，国防军费的增加令美方关注。我们告诉他，2005年，中国年度国防军费相当于美国的6.1%、英国的52.95%、法国的71.45%、日本的67.52%。中国国防费军人人均数额为107607元人民币，是美国的3.74%、日本的7.07%。当我们摆出这些数字时，对方无言以对。看来，谈话要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作者曾任李鹏同志秘书，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