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活动中茅台酒的故事

外事活动中茅台酒的故事
——我的礼宾秘书见闻（下）

马保奉

上期我给大家讲了几个茅台酒在外交场合给人们助兴添乐，但也造成了尴尬的故事。其实在外事活动中，茅台酒更多的是扮演着友谊使者和感情添加剂的角色。下面讲的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中苏交恶时的一瓶茅台

茅台酒，在中苏关系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扮演过一定角色。由于我亲历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中苏外交，对茅台酒的魅力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我说的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而是被一个真实、生动的故事所证明了的。只是它发生在当时的三名普通科员身上，所以并不引人注意，况且事情已过了30年，就更少有人提及了。好在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还健在，相信不会认为我是胡编乱造的。

我家存放着一瓶三十多年前的葵花牌茅台酒。“葵花”是茅台家族中的一个普通品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稍微高档一点的饭店、餐厅都有出售。30年来，我和家人都把它当成一件珍品收藏着，从来没人动过，因为它珍藏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这瓶茅台是1973年6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三位外交官集体赠送的。那正是中苏关系史上最困难的时候。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严重的边界冲突，此后双方武力对抗不断升级。随之中苏国家关系降到冰点，双方正式的官方接触基本停止，两国大使馆人员大大减少，只有临时代办勉强维持着使馆的存在。在大约10年（1969—1979年）的时间里，双方外交官不见面则已，一见面就是抗议或反抗议，彼此之间很难冷静坐下来讨论任何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了解对方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这种背景下，由外交部苏欧司策划，经部领导同意，指定三名科员成立一个小组，同苏联驻华使馆的秘书级外交官不定期进行聚会，旨在开辟一条中苏官方之间的非正式接触渠道。苏欧司先后参加过这个小组的有潘占林、陈棣、赵希迪（三人现均为退休大使）等人，礼宾司出面最多的就是我。

有关领导责成我把中方这个想法非正式地告知苏方。我记得，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苏联驻华使馆负责交际工作的外交官，便告诉他说，在某某电影院正在放映某某影片，苏欧司和礼宾司的同志想请他和使馆另外两人看电影。敏感的苏联驻华使馆给予了积极回应。此后双方人员互相邀请，不定期聚会，没有规定特定话题，既侃大山，也聊国际、国内形势。总之是不拘形式，但双方都注意不事张扬。

开始时，有时互相邀请看电影、看戏，后来更多的是聚餐。北京有名的餐厅，如丰泽园、仿膳、翠花楼、烤鸭店等，大都光顾过。苏联人几乎个个爱饮善饮，每次聚餐，都会上酒。他们有时带来苏联产的“斯米尔诺夫”（伏特加酒中最好的一种），但伏特加很呛嗓子，我们中国同志大多喝不惯，因此，更多的则是在餐厅向服务员点茅台。一般情况下，六个人是两瓶，有时也喝过三瓶。

1973年6月22日，苏方在丰泽园请客。我记得苏方二秘白丁林、扎鲁宾、维尔琴科出面，我方参加的有苏欧司潘占林、陈棣和我。白、扎、维喝得高兴，竟然要了六瓶茅台，意思是每人干一瓶。我方三人酒量都有限，喝七八小杯足矣，再劝也不会多喝。那次确实喝了不少，特别是苏方三人，个个喝得红光满面、情绪高亢，但最终六人也只是消灭了三瓶。剩下的三瓶，苏方“同志”（尽管当时国家关系不好，但两国外交人员见面仍以同志相称）坚持让我们三人带回家去，继续完成“任务”。很遗憾，我把酒拿回家，却在酒柜里一直放了30多年。尽管这瓶茅台酒来历平凡，可它却是个物证，说明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低潮的时期，为了两国关系的些许改善，双方外交人员仍在进行着力所能及的努力。

这项微不足道的外交活动，不可能解决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任何原则分歧，但是对增进彼此了解、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无疑是有益的。茅台酒绵绵醇香沁人肺腑，留给双方的感觉是：尽管是寒冬，似乎春天的温暖仍留在人们心中。

1981年年底，我将被派到驻外使馆工作，苏联使馆人员在东四一家餐馆为我饯行，这是我参加三人小组的最后一次活动。以后，双方联系渠道逐渐增多，这种聚会形式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

“我不喝酒，但喝茅台”

当年我在大学学的是俄语，而在礼宾司讲英语会更方便一些。所以1971年部业余学校开办英语教学时，我就报名去上课。坚持了几年，竟然学会不少，在对外交际场合可以直接同外国人讲英语了。这给我在礼宾司以及在驻外使领馆工作带来很多方便。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教科书上的一句英语：Maotai is not headed（喝茅台酒不上头）。这么多年来，不论我在布拉格、列宁格勒，还是在杜尚别，不论是对驻在国官员，还是对驻当地外交团、领事团，不论是用俄语，还是简单的英语，在酒宴上只要有茅台酒，我总忘不了说这句英语。

20世纪最后四年，我是在我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度过的，担任使馆政务参赞。茅台酒仍是我结交朋友的媒介之一。可是由于茅台是我国的国酒，价格昂贵，一般宴请不轻易上，只有在宴请塔方及外交使团中的重要人士时，才拿出来让客人品尝。

一开始，我以为塔吉克斯坦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遵循穆斯林戒律，可能不饮酒。我在杜尚别确实看到，有不少穆斯林很虔诚，在斋月宴请他们，日落之前，决不进食。所谓“日落”，他们祖上留下来的时间概念是：太阳下山，在室外人们已看不清纺车上棉线的白色。但是塔由于加入苏联70年，受俄罗斯人喜好饮酒习惯的影响，本民族的宗教禁忌已不很严格，饭店有各种酒出售，很多人公开饮酒，在朋友之间小范围内更无禁忌。

我是1996年年初到达杜尚别的。开始宴请塔有关官员时，考虑到宗教禁忌，餐桌上不上任何酒，只有各种饮料。后来发现，出席宴请的客人们似乎并不满足，同我关系要好的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私下问我，餐桌上为何没有酒？他进一步半开玩笑地提醒我：“俄罗斯人已经教会我们喝酒了。”

从那以后，我馆小范围宴请塔方亲密朋友时，总会准备茅台。塔体委主任焦比罗夫是一位在内战中受过重伤、立有战功的军人，同我馆关系一直很密切，我们亲切地称他为老焦。他在国际奥委会上坚决支持我国申办奥运会。1997年，台湾奥委会主席张丰绪邀他访台，并答应提供各种优厚接待。老焦接到台湾来的邀请信后，马上交给我馆，让我们怎么处理都行，他是绝对不会应邀的。他是我馆的常客，几任大使和我在担任临时代办时，都宴请过他。为了谈话方便，这种宴请往往是小范围的，或只请他本人，或请他夫人和三个孩子。我们准备了茅台，先征求他的意见。开始他有些犹豫，后来尝了一杯，只见他缓缓地把酒喝光，上下嘴唇不断动着，仔细品味，顿时高兴地说：“我很少喝酒，但这酒很好喝。”自那次以后，他总忘不了茅台。塔外交部的几位朋友、巴达赫尚州州长、电话局局长、大学校长和一些社会名流，都知道中国茅台是好酒。

1997年，我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塔吉克斯坦总理阿济莫夫等数位塔方要人、各界朋友以及驻塔外交使团新老朋友近200人出席。为了照顾好出席招待会的各方面的客人，在使馆大厅里除了巨大的餐台之外，在大厅角上设了酒台。酒台上供应各种酒水，但喝不喝由客人自便。确实有些塔方客人，碍于宗教禁忌，只要饮料，不要酒。但也有不少塔方客人是公开饮酒的，其中有几位是前面提到的塔方朋友，想喝酒，又碍于众人，于是拉着我，走到酒台前大声说：“我不喝酒，但喝茅台。”我们互相一看，彼此心照不宣地笑了起来。

 （作者单位：外交部礼宾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