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赵国名将赵括熟读兵法。在长平之战中,他只知道照搬兵书,不知道变通,结果40万大军全部覆没了。后来人们就用纸上谈兵来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千忙万忙,不抓落实就是瞎忙;千招万招,不抓落实就是虚招;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条。抓落实,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党员领导干部世界观正确与否和党性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
首先抓实组织文化
大多数人都有过拔河比赛的体验:人多不一定能取胜,当每队2个人时,2个人的合力最多只有2个人总力量的90%,4个人时大概只有80%,8个人时可能就只有60%。人越多,总的力量虽然越大,但效率却越低。
这是因为大家的力没有使在同一个方向上,如果绳子不在一条直线上,那么自己队伍里面的人拉的可能不是敌对面的人,而是拉的自己队伍里面站在自己前面的人。
所以,要让组织发挥出最大效力,就要让人们的劲往一处使,也就是毛主席强调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使团队步调一致呢?毛泽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红军初创时期的成分非常复杂,加上环境恶劣,出师不利,部队的士气一度非常低落。不仅士兵和基层军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连一些指挥员也发生了动摇,不少人都开了小差。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了解决之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
在后来极其艰苦的长征过程中,红军还开办了流动红军大学、列宁室,在征战中也不忘轮训干部,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宣传员进行宣传鼓动,营造了一种既严肃紧张又轻松活泼的文化氛围。这种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使官兵净化了灵魂,陶冶了情操,促进了凝聚力的增强。红军的这种独特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教育训练,并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树立起来的。
其次抓实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流程是:设定目标——逐级分解——管理过程——总结评估。毛泽东是目标管理的大师级人物,他首先是设定好目标,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第二是逐级分解目标,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目标分为最终目标 (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他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另外毛泽东同志还设定了阶段性目标,如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指出:“第一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共歼敌112万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
第三是管理过程。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管理过程,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很牛的创业团队,例如华为、淘宝、万科等等,但有一个创业团队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团队都无法超越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他是如何成为“史上最牛的创业团队”的呢?原因就是它的公司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营销策略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广告宣传是打土豪分田地。
周恩来曾经指出:“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
毛泽东非常注重将目标转换为口号。1935年12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欲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毛泽东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口号以精炼的语言,极易为民众所接受。然后毛泽东充分利用开会、报纸、办墙报等方式进行宣传。
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标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或多或少的修订。如何修订,毛泽东把群众的需求和意见作为重要标准。例如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国民党破坏和平,于是毛泽东将军队逐步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所到之处,人民就知道被压迫的日子就结束了。
第四是总结评估,如何考核?毛泽东曾提出一整套方法,指出:“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目标就是一面旗帜,最高目标是一种号召力,其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个目标不断地凝聚,就形成了信念,形成信念以后,队伍就能带起来了。
其三抓实纪律约束
上面这个就是在长征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传唱着一首《红军纪律歌》:“红军纪律最严明,出发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卧草,房屋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偿,解溲找茅坑,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个个要实行。”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红军在长征中能杀出重围、征服千难万险,与广大红军指战员视纪律高于生命的观念和严守纪律绝不含糊的态度密不可分。
1937年,刚刚完成艰苦长征,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在陕北落下脚来。红军人数除去陕北红军之外,其他三股红军在数量上已经严重萎缩,总共不到4万人。可以想见,那时幸存下来的每一个红军战士,哪怕是一个炊事员或者一个马夫,都是革命队伍里弥足珍贵的财富。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战功卓著,遍体伤痕的红军长官,却在个人感情问题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叫黄克功,26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延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第三期第6队队长。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他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学员刘茜。
张灵甫,黄埔四期生,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团长,他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同样有过枪林弹雨的经历,同样是因情生恨而杀人,两人受到的惩处却截然不同。处理黄克功一案时,面对许多人刀下留人的请求,毛泽东坚定地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最后被判处死刑。而张灵甫仅仅被关了一年就官复原职,继续掌权领兵。
孟子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政党没有规矩就不成其为政党;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就会四分五裂;一个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就无法克敌制胜;一个单位没有制度,就会如一盘散沙;一个家庭不讲规矩就不会和谐;一个人不讲规矩、不守纪律,就会危害社会,伤害群众,走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