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平稳运行的时候，经济发展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分配不均？没问题，做大蛋糕。服务不足？没问题，扩大规模。信心不振？没问题，加大投资。心理不顺？没问题，提高收入……就是这一系列没问题，以前开出了做大规模、提高总量的药方，是在解决问题，但也掩盖了一些问题。
遇到经济增速放缓或者遇到周期性下行时，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这几年世界各国社会撕裂、政治激化，以及此起彼伏的各类事件，背后就是上世纪90年代繁荣发展的世界经济所掩盖的社会问题，随着国际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后，逐渐浮出了水面。同理，重大的政治、经济，甚至公共卫生事件，也会让一些关注不够的社会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人们面前。
席卷中华大地的这次疫情也是如此。人们在咬紧牙关应对的同时，也不得不反思和面对一些背后的事情。从细节上说：
疫情来了，要隔离了，学校不上学了，未成年子女怎么办？
要限制人口流动了，家庭分离的空巢老人怎么办？
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大量灵活就业人员、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人员的社保断缴怎么办？
要通过社区落实防控，没有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怎么办？
要为分散在各家各户的居民提供生活和医疗援助，基层社会单元、防疫单元、医疗单元不少都名存实难运作又怎么办？
为大家所广泛称道的某省“硬核”式防控，硬的是思想认识、政府动员，而真正落到实处的是堵在村口的路障、守在村口的大爷。由衷佩服的同时，心里不免暗叹手段和方法还是传统的，靠的是熟人社会的邻里监督，在人口大量流入的现代化大都市就很难奏效了。
怎么办？幼儿托育和空巢老人，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和社会责任分工、建设一个更加发达的社会也不能不引起重视了。网上的熟人社会是基于新技术手段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网络社区、亲朋好友、医疗网络，其实现在很多人求助无门的时候，已经越来越诉诸网络了。
在此过程中，很多问题也广受争议。
比如说，疫情来临时，短缺物资是否应该涨价？与其说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不如说是社会学伦理学问题。
比如说，自己罹患传染性疾病或者疑似感染传染性疾病，应该如何处理，这到底是法律问题还是公序良俗？
比如说，很多法律和规定包括检验检疫法、药品监管法、政府采购法等，在面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时，难以按照平常的状态去执行，那么能否突破、启动什么程序去突破、之后又如何恢复，等等。
再比如，中央和地方关系、政府和社会关系、公职人员与志愿者关系，还有社会慈善的运行等，都面临不少亟待在实践中探索、在争议中斧正的地方。
往大的地方说，疫情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人口的大量频繁流动、家庭的普遍分离成为社会常态，引发的社会问题却往往被避而不谈，这次疫情却将其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当忙活了一年的人们想阖家团圆的时候，往往需要迁徙大半个中国。是否该好好想想让打工大军和他的家属们，在他们挥洒汗水的地方安安静静地住下来？
单位人的属性已经大大打破，社会交流手段和信息流动方式已经发生根本式变革，新技术应用是否不应再局限于提高物质产品的劳动生产率，而是更多地用于知识密集型服务，用于公共服务，用于城市管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转换，是不是应该把更多地精力放到服务上去、放到提高服务效率上去，让人的需要得到更精准地满足。
再往大了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毕竟太短了。一次次，自然的力量、其他的生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我们，人类只是地球的过客，请人类认准自身的位置。人类总是警醒了，但没过多久又忘记了。此时此刻，当地球上各国的人类又挑起争端搞事情，甚至有的国家又叫嚣增加杀伤性武器的时候，小小的病毒又站出来了。人类需要应对的，真的不是你国我国他国，而是如何共同去解决一些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真的不是一个口号，与其大动干戈，不如合作起来，为人类创造更可持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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