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样教育子女的

老一辈革命家是这样教育子女的

 

毛泽东让儿子到农村去劳动锻炼

1946年1月，毛岸英在苏联学习结束回到延安后，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到毛岸英多年不在毛泽东身边，这次就想把他留下来。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让岸英住在警卫团。后来，中央首长又让岸英到中央小食堂吃饭，毛泽东却说：“他没资格。”当毛泽东和岸英谈话问岸英在苏联都学习些什么时，毛岸英回答说：主要学习军事，还学习了一些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等。毛泽东听了后说：你那仅是书本知识，还要向他们（指周围的农民、战士）学习。接着又说：你外国大学毕业了，你还没有上完中国的劳动大学，我决定送你到农村去。就这样，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到了吴家枣园，请劳动英雄郝邦华当“教授”，郝邦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教毛岸英开荒、犁地等农活儿。干了几天，见毛岸英的手上打满了血泡，郝邦华说：都怨我没关心你。毛岸英却说：是我还缺乏锻炼。经过劳动锻炼，毛岸英学会了许多农活儿。1946年下半年，毛岸英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做文书和翻译工作。临去前，毛泽东问儿子：你的毕业证书呢？毛岸英就把长满老茧的双手伸了出来。

 

朱德告诫子女“别想靠我当官”

1962年春节，朱德把儿女、儿媳妇们叫回家，专门进行了一次家庭教育。他庄重地说：平时你们都有工作，现在借节日团聚的机会讲讲家史，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要革命。接着，他讲述了他的漫长革命经历，特别讲述了拒绝大军阀杨森邀请他当师长的那段经历，以此来教育子女，使他们懂得革命不是为了做官，更不是为了个人享受。他说：你们不要总想着我这个家，我生活吃住都有组织来管，条件比大家好得多，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可你们不能享受，你们在节假日里来这儿住几天是可以的，但不能长住，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也别想靠我当官。共产党人靠自己的本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子女们回答他说：我们从来没有靠你来当官，也不当官。朱德听了笑着说：没有更好嘛！

 

董必武让儿子下乡务农

1969年春天，84岁高龄的董必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省晋县（今晋州市）农村去务农。这件事无论在学校、机关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董良翮临下乡时，董老题词谆谆嘱咐他说：到晋县去，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做一个好农民，要为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努力奋斗。董良翮下乡后，董必武不仅经常写信教育他，还不时请董良翮所在生产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向他们了解儿子在农村各方面的表现，请他们多讲他的缺点，以便对董良翮及时进行帮助。1970年12月，董良翮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担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必武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意思是要他不要自满，继续努力。1975年，董良翮下乡已经八年了。董必武临终前谈起关于良翮的事，对夫人何连芝说：良翮是晋县人，不是北京人了。他的事要由晋县组织上去安排，我们不必多操心了。

习仲勋教育女儿要“夹着尾巴做人”

习仲勋家风之严，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

习仲勋的女儿习乾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一九八三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工作。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

后来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乾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

乾平继续留在《国际商报》工作，后来出了几次国。当时出一次国很不容易，而且还可以低价购买一些进口家用电器。习仲勋知道女儿多次出国的事后，就要她说清出去的理由。父女俩为此在一次吃饭时燃起“战火”，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我是学外文的，出国是工作需要。习仲勋忽地站了起来，把筷子一摔，高声说道，哪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不再随便出去，要踏踏实实工作后，他才消了气。

习仲勋经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由于习仲勋的严格教育以及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子女都自立、自强，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

陈毅教育子女“不能搞任何特权”

全国刚解放时，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曾是外国人乐园的上海，灯光迷离，花花绿绿。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陈毅，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吃、穿，更注意孩子们的道德修养。他对孩子们说：上海是个大染缸，你们要注意呢！陈毅家里当时都穿土布衣，绸缎从不进门。孩子的衣服是大人的衣服改的，大孩子穿了再给小的孩子穿。起初，有的孩子见人家穿得漂漂亮亮，自己是市长家的孩子，觉得穿得寒酸。发现这个苗头，陈毅就加紧教育。他风趣地说：这是打预防针，不让你们变色，懂不懂？陈毅还十分注意抓孩子的思想教育。他工作那么忙，还亲自给孩子们上课，讲自然知识，讲社会知识。为了让他们加强“思想防线”，他特意给孩子作了几条规定：一、就近入学。不进什么干部子弟学校，防止沾染特殊思想；二、不让子女坐小汽车上学或者出门游览、买东西；三、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办事，遵章守纪，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他对子女说：你们要时时注意，爸爸是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搞任何特权。

 

谢觉哉“以诗教子”

1962年春节期间，谢觉哉的一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回到家里埋怨房子不好，甚至闹着要搬家。这件事立即引起了谢觉哉的注意。他想，干部家庭的子女，很容易产生优越感，脱离群众。孩子们提的问题，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就不会向自己的父母提出来，所以干部更不能放松家庭教育。因此特地写了一首题为《示儿》的诗，交给孩子们。诗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吃饭，不懂耕耘；他的外号，叫寄生虫。到校读书，回家锄地；锻炼脑子，锻炼体力；这样的人，才能成器。”谢觉哉有个女儿，聪颖好学，成绩优异。正因如此，女儿渐渐滋生了“骄、娇”二气．谢觉哉为此颇费了一番心思，经常教育她要多做自我批评，并特意填词《减字木兰花》词送给女儿作座右铭。词曰：“骄娇二气，骄则自暴娇自弃。好像幽灵，遇着空子钻上身。

划清界限，两军阵前对立面。时时检查，自己不能再有它。”词中精辟地分析了“骄、娇”二气的危害，并着重强调了“骄、娇”二气的顽固性，要求女儿拿出“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时时检查，与它们划清界限，以求不断进步。

 

谢觉哉：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

谢觉哉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1884年谢觉哉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山区的一个农家。青年时期他就怀着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崇高信念，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写给家里人的信中说:“我国在这十年内若不振兴，必至亡国，说不定至于灭种，万不能在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滞。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

1939年2月，谢觉哉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为解决经费不足困难，他发动大家开荒种地，养猪养鸡，改善生活，增强学员体质。他还创办合作社，带领大家动手盖食堂，建造礼堂。在大礼堂落成之时，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匾。从此，“实事求是”这句名言，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也成为谢觉哉一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谢觉哉担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主持参议会工作。他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经常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种种不实事求是和不廉洁奉公的作风和行为。谢觉哉精于政务，也勤于政务。他在土窑洞的油灯下，日理万机料理政务，还坚持写文章，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在毛泽东给谢觉哉的许多信件中，有一次毛泽东恳切地写道:“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调节，务不过劳。”可谢觉哉还是日夜为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疾苦呕心沥血。

1959年，谢觉哉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法院工作正受到“左”的影响，许多正常的法律程序被一些人看成是旧法而被批判。法院正常审判制度也被代之以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办案，甚至出现电报报案之类的做法。谢觉哉到最高人民法院后，顶住了“左”的思想，果断地向中央请示要求立即废除电报报案审批制度，很快得到中央批准，实行报案同时报送案卷的规定。

谢觉哉艰苦朴素，从来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他经常谈到旧中国是个“官国”，到处是贪官，使旧中国长期愚昧落后，任人宰割。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官，必须自觉地清除旧社会留下的“官风”。有个县委曾为照顾他，专修一小段公路。谢老知道后非常不安，说:“修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说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

谢觉哉平时很重视对子女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只要有空，他就把孩子们叫到身边，讲自己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投身革命，以及在长征中爬雪山、吃青稞的经历。同时，谢觉哉还创造条件使子女尽可能多地得到一些锻炼。院子里有块空地，他在休息时间带着大家翻地，种菜、瓜、豆，还养了猪。在谢觉哉的严格教育下，孩子们心中从小就埋下艰苦奋斗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他的二儿子从湖南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自己安排工作。那时新中国建立伊始，政府工作人员还很缺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排个把人的工作是极容易的事。但谢觉哉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他对儿子说:“全国刚解放，上头下头都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遵照老人的嘱咐，二儿子回到老家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来，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提出参加工作的要求。谢觉哉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种田人还是要的。”谢觉哉的一个妹夫曾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觉哉始终没有应允。过后，妹夫又当面提出，谢觉哉幽默地说:“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1971年元旦刚过，谢觉哉最小的儿子亚旭就要离家去参军了。当亚旭想去当兵时，谢老夫人王定国同志曾经考虑:一来亚旭是谢老很喜欢的小儿子，他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到广东、新疆、内蒙古等地工作，不在身边。二来谢觉哉长期生病住院，也需要有个孩子在身边帮助照应，于是她向谢老建议:“能否让亚旭在近处当兵或者当个工人。”谢老说:“青年人志在四方，父母要支持孩子实现革命理想。还是让他到艰苦的地方去。”王定国知道，谢老一向对子女要求严格，也就同意了。后来亚旭到一个离城市很远的山沟里当了一名普通战士。临行时，谢老在病床上高兴地对亚旭说:“远离爸爸妈妈，到艰苦的地方去当兵好，那里能锻炼人。”

耿飚：让女儿当一名钳工

耿飚是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屡建战功。他曾是新中国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又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还是共和国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有人评价他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解放后，耿飚担任主管亚洲司和总务司的外交部副部长，由于当时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外交部不少工作人员也因食品不足而生病。耿飚积极组织力量，种豆、捕鱼，改善工作人员生活。他还长期坚持勤俭办外交，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1969年5月，耿飚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而援阿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国防的实际需要。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文革时期，耿飚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被迫从东交民巷外交部的宿舍搬了出来。房子很小，耿家连老带小共有八九口人，无法居住。耿飚没法子，就让已成家的子女自己借房子住，还把心爱的小女儿送到山东济南，拜托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给找份工作。当时，对女孩家来说，最时髦的工作莫过于上军校、当兵。但是，耿飚不许老战友杨得志以权谋私，坚持让女儿去一家工厂当了一名钳工。

上个世纪70年代后，耿飚相继担任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职务。他依然要求孩子服从国家分配。如对工作不满意，征得组织同意后自己想办法解决。他说到做到，从不食言。

在耿飚任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该委员会急需人才。在光电所工作的儿子耿志远觉得自己有文凭、又年轻，就向父亲提出调动的要求。

哪知，耿飚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耿志远纳闷:“我向您推荐了两个同学，没怎么费事就调过去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卡壳呢?”

耿飚的回答是不能通融的:“你介绍的两个同学毕业于清华，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适合，影响不好。”耿志远明白，父亲这种严格是对自己的一种爱护，便不再争辩。

不久，耿志远靠同学的帮助到一家大公司当了一名职员。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偏偏有一封“揭发”他靠其父势力调动工作的信送到了纪检部门，说耿飚为儿子的工作调动搞了“特权”。上面很快派员对耿志远进行调查，结果证明，耿飚在儿子工作调动上，别说插手，连招呼也没有打过一声。

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老秘网”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他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

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过这里。当时，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后，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上前线多杀几个鬼子吧!耿飙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飙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故事讲完后，耿飙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面有愧色。           　　

 

教子有方的洪学智将军

洪学智，这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军，戎马一生，功勋卓著，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洪将军共育有3男5女，他是那样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孩子，曾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这8个子女。

洪学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全党干部树立起一个光辉的榜样。

“他始终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模范与榜样”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洪学智就是这样的好老师，其政治素养、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对孩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洪学智受到彭德怀问题牵连，从总后勤部长、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一下子就被贬到吉林省担任农机厅厅长。身陷逆境的洪学智对儿子洪虎讲：自己犯了错误，工作有所调整，但是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要为人民做事。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岗位可以给人民做事，就应该好好地工作。

1988年，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我军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两次被授予上将的唯一的高级将领。在别人看来，这一定是最风光的事情。但是洪的子女从未听父亲提起这件事。他以一颗坦荡的心，平静地对待，他总是说，与那些战争中牺牲的人和“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比起来，他是幸运的。他认为当官就是要多做事，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洪学智身上体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情怀，像绵绵春雨滋润着子女的心田。洪虎深有体会地说：父亲乐观向上、淡定豁达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他一身正气、廉洁自律的作风无声地教诲着我们，他心系群众、热心助人的品德不断地影响着我们。他是母亲眼中的好丈夫，是子女眼中的好父亲，是孙辈眼中的好爷爷。他始终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模范与榜样。

洪学智的五女儿洪晓京也深情地说：爸爸，你是我们的骄傲！

洪学智深情地爱祖国，爱人民，而这种无垠大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

1960年，洪学智全家迁到吉林。其时，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显现，饥荒随处可见。洪晓京回忆：春天家里院子里的榆树发芽了，就有人隔着院墙采榆树钱，采了回去当粮食吃。每当爸爸看到这样的情景，都让人进到院子里来采，他叹息老百姓生活不容易。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营养不良得了肝炎，和妈妈到吉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医院的走廊里躺着好多由于饥饿引起肝炎浮肿的病人，面黄肌瘦非常痛苦。爸爸看到这么多的病人，他心里很难受，一边摇头一边自言自语说：“造孽呀！”

在“文革”中，洪学智受到冲击，当做“三反分子”和“吉林省最大的走资派”，被造反派长时间的批斗和关押。1970年6月，吉林省革委会专案组又将他秘密下放到吉林省通辽金宝屯胜利农场（今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劳动改造。专案组还向家属封锁消息，在其后两年多时间里，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

1971年春节，三女儿洪炜终于打听到父亲的下落，带着弟弟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登上了去金宝屯的火车。他们下了火车，又搭上农场拉煤的牛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吱吱呀呀走了半天，才到了农场，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

洪炜看到，在父亲的小屋里，一群知青围坐在他身旁，听他讲人世的奇闻百态，体会他丰富的阅历；在他的炕头上，总围拢着一伙人，和他下棋，为输赢争得不亦乐乎。

看到这些，她放心了，但一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萦绕脑海里：父亲是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的，农场军管会曾三令五申要干部职工跟他划清界限，但为什么农场的职工从老人到小孩都与他相处得这么融洽？农场派浙江知青孙炎锋与父亲同住一屋，本是来监视他的，为什么他俩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为什么许多知青离开农场后，还经常给父亲写信，与他一直保持联系？

洪炜终于找到了答案：父亲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来自草根阶层，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几十年的革命磨练，四起三落的坎坷经历，使他对人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情。他以人民的解放为己任，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国家谁最好？人民最好，老百姓最好。当年要不是老百姓推着小车支援前线，我们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老百姓，不要忘记群众。”

洪学智对祖国、对人民深情的爱，强烈而深远地影响着子女，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影响着他们的为人处世。

从小抓起，从细微之处抓起

洪学智工作非常繁忙，与子女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很多。其秘书回忆：首长工作强度之高、频率之快和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劲头，完全出乎我的想象。首长办公室有“几多”，即电话多、文件多、信函多、急事多，首长参加的公务活动也特别多。

然而，洪学智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子女的教育。洪虎回忆：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父亲都不可能在子女们的成长、教育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只要有时间，他都会与子女和晚辈们交流思想，交流看法。

洪学智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要从小抓起。在子女上小学的时候，每个学期结束后家里都要开家庭会议，针对子女的表现进行讲评，学习好、表现好的还有奖励。每年的八一建军节，洪学智夫妇总要把子女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战争年代的经历，教育子女不忘过去，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洪学智十分注意教育子女要勤俭节约。洪晓京回忆：爸爸教育我们要爱惜粮食，吃饭碗里要吃干净，掉在桌上的米粒，他会随手拈起来吃了。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子女8人，衣服都是大的穿过，留给小的再穿。小学的时候，我的棉裤接了好几处，裤腿、裤腰布都不一样，膝盖处还打了补丁。父母教育我们不要讲吃讲穿，要热爱劳动；不要好吃懒做，好吃懒做是万恶之源。小学的时候，我们住校，学校在郊区，离家很远。每星期回家，我们来回都要坐公共汽车，冬天手脚都冻僵了，我们不停地跺双脚，嘴里哈出的气使头巾都蒙上了白霜。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爸鼓励我们离开八一学校，到地方上小学，接触人民群众的孩子，去掉干部子弟身上的“骄、娇”二气。

洪学智十分注意培养子女在社会上的自立能力。他经常对子女说，人在社会上要有真才实学，不要指望依靠家庭、依靠父母，要靠自己。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掌握一门手艺，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

洪学智一生几起几落，并由此大彻大悟。他经常用自己人生的体验教育子女，说：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要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不要骄傲、得意忘形，要想到会有不顺利的时候；而一个人在逆境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要想到会有好转的时候。

洪学智教子有方，也很见成效。虽然他在政治上遭受了沉重打击，但他的孩子并没有消沉，个个争气，刻苦学习，凭借自己的本事，都考取了北京的知名大学，而且事业有成。

不同意女婿担任副院长

洪学智对子女既关心备至，又严格要求。

一次，担任吉林省省长的洪虎与父亲谈起工作。吉林是商品粮大省，对全国的贡献很大，但当时产粮多，粮食销售难，地方政府背了很重的包袱。讲到这里，洪虎不免发点牢骚，说：国家的困难应该是国家来承担，为什么让吉林背包袱？洪学智则说，要有全局观念。虽然吉林吃了一些亏，但帮助国家克服了困难。这事应该做，而且必须做好。

洪炜和丈夫金元都是“文革”前考上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78年，金元考取了清华大学“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当时部队医院急需工科院校研究生，金元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超声波室工作。

洪学智对301医院有特殊的感情。301医院的创建浸透了他的心血。医院初建时，他从协和医院调来了年富力强的技术骨干，这些人为301医院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女婿金元到医院报到后，洪学智非常认真地找他谈话，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努力学习新业务新技术，认真钻研，做出成绩来；二是多联系群众，尤其要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三是少说话多做事。

在301医院，金元兢兢业业，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业务，几年时间里发表了17篇论文，与同事合作撰写了《临床超声诊断学》等4部专著。他获得过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分册）中“超声诊断”条目的撰稿人。1985年被评为副研究员。金元向洪学智汇报，说他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洪学智听后很高兴，说：“有啥好夸的，你就应当这个样子嘛！”

由于科研成绩显著，1985年金元担任了301医院党委常委兼科训处处长，负责全院的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1987年，总后勤部让301医院民主评议推荐副院长候选人，根据专家们的推荐，301医院党委将金元作为副院长候选人之一正式上报总后勤部。洪学智看到301医院的报告后，把金元找来，问：“医院推荐你当副院长，你知道吗？”

“开始我不知道，后来听说了。”

“我是总后勤部部长．如果我同意你当301医院的副院长，我以后怎么领导301医院的工作？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金元说：“爸爸，你的想法我完全理解，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您，我也会这么考虑问题的。您放心，我还年轻，当不当副院长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301医院的科研和训练工作抓好，落实您‘把解放军总医院办成第一流总医院’的要求。”

“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副院长不要当了，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几乎没有犹豫，洪学智就把金元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划掉了。

洪炜完全支持父亲的作法，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机会却很少，失去了这次机会，也许意味着还要经历长久的等待，也许意味着将永远失去提升的机会。但父亲这样做是出于公心，让金元心服口服。因为父亲自己就为我们做了表率。正如他所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个人利益患得患失。把个人利益看淡了，对职务的升降、调整都能坦然对待，身处逆境也会对革命忠心耿耿，什么时候都感到问心无愧。”

后来，金元—直在301医院工作，最后的职务是医院医务部副主任。

贺龙：不能把子女装在口袋里

贺龙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他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克己奉公，廉洁自律，赢得了人民的爱戴。毛泽东曾评价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贺龙懂得士兵与战争制胜的关系。他说:“要用兵，就要爱兵。”他不仅教育干部要与战士保持密切关系，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做爱兵的模范。

1928年冬，贺龙带领部队来到湘鄂边的高山峻岭之中。此时，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贺龙和战士们一样，一身单衣，一双草鞋，几天吃不上一粒盐，喝不上一口稀粥。有一次，炊事员弄到手指大一点儿盐巴，给贺龙专炒了一碗有盐的辣子。贺龙尝了一口，知道是炊事员专给他做的，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里。炊事员上前阻挡，贺龙微笑着说:“咱们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

1952年，贺龙深入部队检查工作，发现一个工兵连住在简陋的工棚里，没有电灯，生活条件差。贺龙很生气，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说:“这个连就住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却对战士的困难和疾苦视而不见，不关心战士，这怎么能行呢?”贺龙命令机关干部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给工兵连住。

一次，贺龙到青岛海军学校视察。一进校门，只见仪仗队正等候检阅，但贺龙却不管这些，亲切地走向仪仗队，笑眯眯地同大家握手，拉家常，使本来威武严肃的仪仗队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事后，贺龙微笑着说:“你们要那样做，我就用这套办法对付。”中午时分，贺龙见师生们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吃饭，便走过去，说:“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吃。”这时，一位前苏联高级顾问看见了，提意见说:“你是国家元帅、副总理，怎么能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呢?这在我们苏联是不允许的。”贺龙听罢，笑笑说:“这是我军的传统。”

对待子女，贺龙则坚持严格要求。他说:“我对子女的要求就像我们这代一样，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想着成名成家，做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把人做好就行了，不要求你们当博士、硕士，当局长、部长，老老实实做人就行了，把日子过好就行了。”

为此，贺龙给子女立了不少规矩:要求子女养成艰苦朴素的良好习惯，吃饭不能掉米粒，吃完饭以后还得自己把碗筷洗干净;要自食其力，自己挣钱，自立自强;绝不允许以他的名义向学校和组织上要求特殊的照顾和待遇。

1962年，儿子贺鹏飞于北京四中毕业，学业一般。贺龙原本希望鹏飞进清华大学读书，但他的成绩达不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当时，按照有关规定，高干子弟可以保送进大学。贺龙却坚决不同意开后门保送，这一来，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一直留在高三补习，直到1964年才考入清华大学。

贺龙收养了10个烈士遗孤，加上自己的4个子女，一家人生活很艰苦。1954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烈士子女可以由公家抚养。贺龙却说:“他们的娘老子都是跟着我干革命牺牲的，我现在有饭吃了，我不能让他们去讨饭，更不能向国家伸手啊。”

养子贺兴桐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新华社国际新闻部。他很高兴，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就回家了。在离家几百米远的地方，碰到了正在散步的贺龙。

“兴桐，你怎么这么高兴啊?”贺龙关切地问。贺兴桐有几分得意:“今天分配了。我分到新华社国际新闻部啦。”贺龙轻轻地“哦”了一声继续往前走，贺兴桐把自行车锁好后，继续吹着口哨朝家门口走去。

这下不得了啦，贺龙立马回家，喊他的秘书给人民大学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分配小组打电话。秘书很诧异，“怎么了?”贺龙严肃地说:“问问他们哪里最艰苦?”

秘书打完电话，向贺龙回报说:“甘肃最艰苦。”贺龙马上交代道:“我看贺兴桐到甘肃去比较合适，分配个工作都吹口哨，小人得志啊。”

不久，贺兴桐被分配到甘肃工作，与贺兴桐同去的还有贺龙的亲儿子贺鹏飞。在贺龙看来，不能把子女装在口袋里精心呵护，应该把他们放在最艰苦的地方去打磨，让孩子体味真正的人生。

 

聂荣臻：她到军队能干什么

聂荣臻元帅一生既耿直又忠厚。他严于律己，不管是对人对事，都讲党的原则，绝不搞人情交易。1938年3月，毛泽东曾风趣地评价聂荣臻:“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作水浒传，里面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著名作家魏巍1985年在写给聂帅的祝寿诗中称赞:“一生厚道人称赞，千秋风流一元戎。”

 

60年代初，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办公室，陆续安排了首长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聂荣臻汇报说:“现在首长夫人都回来担任首长办公室主任了，可是您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现在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您的办公室就让您的夫人张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肖向荣还说:“只要瑞华同志同意回来当办公室主任，一切手续都由我来办。”

聂荣臻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赞成，因为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这么办也是顺理成章。没想到聂荣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能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就这样，聂荣臻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张瑞华一直在中组部工作到退休。

其实，聂荣臻夫人张瑞华是个老革命，1952年定行政级时，她就是8级干部。但是，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半辈子没调过级。聂荣臻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聂荣臻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

80年代，聂荣臻家乡旧居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当时的江津县相关部门几次提出修复意见，聂荣臻都没同意，他怕浪费公家的钱财。后来旧居快要垮塌了，不保护不行了，他就三番五次告诫省里和县里的领导:“你们一定要把好关，不准另占任何农田，不准铺张浪费，不要劳民伤财，以免造成不好影响。这方面的事，中央有规定，要严格按规定办。”

聂荣臻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十分反感，曾建议有关部门:“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日常生活中，聂荣臻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他说:“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

聂荣臻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家里人随便用公家的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夫人张瑞华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为节省时间，她还自己带盒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张瑞华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尽管如此，张瑞华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上班。她认为:“聂荣臻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

聂力是聂荣臻唯一的女儿。50年代初，聂力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积雪近半尺厚。早晨，聂力和往常一样，推出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聂荣臻秘书范济生看见了，决定派吉普车送聂力。聂力害怕地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

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聂力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发动机声响引起聂荣臻注意，就叫范秘书等人帮着把车推到街上。聂力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时，聂力坚决要求下车，怕被同学们发现自己搞特殊。然后，她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进了学校。

 

陈毅：我陈毅算老几

陈毅元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1936年，陈毅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历尽艰苦和磨难。在恶劣环境下，是人民群众舍命相助，军队才得以坚持下来，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在陈毅元帅的心目中，人民群众的支援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人民群众是党组织和军队的再生亲父母。

全国解放后的1960年，当年赣粤边游击区大余等县的负责人去看望陈毅。陈毅一见大余县县长，就急着说:“你记得回去时替我带去200块钱还债。”见县长发怔，陈毅便讲了当年欠下“游击债”的情形:1936年赣南游击战期间，陈毅到陈丕显他们的棚子里落脚，而这棚子就搭在周大嫂屋背后的山坳上。端午节那天，周大嫂给住在棚子里的首长送来一篮赣南米粽子。陈毅要记下大嫂的名字，可周大嫂说山里女人没名字，于是陈毅给起了“周蓝”这个名字。几十年过去了，周大嫂在当年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给部队送粽子这件事陈毅元帅一直不忘:“这个债一定要还，共产党是讲信用的，有借有还。”这位县长回去后经过一番查找，终于将钱送到了周蓝的手里，并按有关规定落实了周蓝的有关待遇。

建国后，陈毅元帅无论是担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职务在不断地变动，但他始终谦虚自律、廉洁奉公。

陈毅出任刚刚解放的上海市市长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造成的破坏，上海人民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陈毅带头到机关食堂吃大灶，为各级领导做出了表率。孩子们穿的都是旧衣服，大孩子穿过了，小孩子接着穿，连夫人张茜穿的也是带补丁的衬衣和袜子。张茜患病住院时，因为衣服上有补丁，医护人员都没有想到她竟是市长夫人。在陈毅带领下，上海驻军仅一个月就省下20万石军粮，大大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的工业生产、人民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1950年春，陈毅的妹妹陈重坤随同父母亲从四川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重坤天真地想，二哥是大上海的市长，我可以靠他享享福了。谁知，住了一段时间后，陈毅对她说:“新社会要自食其力，不能当寄生虫。”不久，重坤又提出让二哥写张条子，让她上大学。陈毅说:“这个条子我不能写，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后来，她参加考试，考取了上海卫生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两年后，重坤还是想上学。正巧，上海办起了速成中学。于是，重坤又要求二哥介绍她去学习。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那些能上速成中学的都是解放区的有功之臣，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呢?”1954年，重坤在南京结婚了，夫妇俩住在一间平房里。后来又有了孩子，再加上婆婆公公等，一家六口人住一间20平米的房子里。

1964年，重坤写信要求哥哥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调整一下住房。陈毅去南京出差，专门把重坤夫妇叫去批评说:“你们有困难应向组织反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应该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能增加困难。”就这样，重坤一家在这间平房里一直住到1969年调离南京。

1959年，陈毅回到四川老家省亲，正巧老家新建的一座石桥竣工，乡亲们想把这座石桥命名为“元帅桥”。陈毅得知后立即阻止，他诚恳地说:“我陈毅算老几?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陈毅的父母回四川安家时，陈毅向工作人员交代了三条注意事项:一、把两位老人直接送到妹妹家，不要惊动四川省委;二、为两位老人找普通民房住，不得向当地政府要房子;三、两位老人安家的事要自己解决。工作人员按照陈毅的“约法三章”操办了此事，陈毅表示满意。

1958年，陈毅的父母从中南海回四川成都安家，临行前他特地嘱咐送行负责同志，千万不要惊动当地领导。后来，工作人员帮两位老人在成都兴隆巷租了两间平房住了下来，成都部队和成都市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人知道陈毅父母住在成都。直到1959年周总理路过成都，向当时的成都部队司令员贺炳炎问起陈毅父母的情况时，他们才知道这件事。

 

王震：带二弟一家到新疆“吃苦”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王震的二弟王余民，在王震的动员下，带着一家老小五口赴边疆支援建设。

王余民全家被安排在一个军垦农场，王余民当了一名普通的园林工人。

王余民的大儿子王井当时刚九岁，有时候会向父亲抱怨：在老家不是过得挺好吗？伯父把我们全家搬到新疆这是什么道理？

一天傍晚，王井从学校放学回家，一进门，父亲王余民说：“井儿，你伯伯到农场来了，去看你伯伯，愣小子！”

“啊，伯伯来了！”这是王井来新疆两年多来，第一次见伯伯。

 “我见了伯伯，第一件事就是要回老家浏阳，您说好吗？”

爸爸摸了摸王井的头，小声说：“傻孩子，你伯伯会同意吗？”

“不同意，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住在这里？”王井边说边倒在父亲怀中，耍起孩子气来。

“好吧，见了伯伯的面，你就提吧。”王余民没有多说，但他知道，自己的同胞兄弟为什么要他到新疆来，自己是一清二楚的。

场部招待所，王震从里房出来，握着二弟的手。王余民跟着走进了兄长的住房。房内摆设是如此简陋，出乎王余民父子的意料。一张床铺，一张办公桌，几条石凳，一切都是那样普通。

而王震的第一句话就说：“新疆的生活不习惯吧？”

王井连忙说：“好苦哩，伯伯。”

王震笑了笑：“好苦，你也知道苦，这算什么苦？你问你爸爸，大革命时期，家乡的老百姓有多苦！现在好多了，当然喽，新疆比老家还是苦一些，特别是生活不习惯。慢慢来，坚持就是胜利！边疆的群众能过下去，我们老区来的人还不能坚持吗？井伢子，你说呢？”

王井被伯伯将了一军，原来在路上准备要问的话，不知一下飞到哪里去了，只是用点头来表示回答。

王震接着说：“井伢子点头就好。年轻人，更要到艰苦的地方锻炼，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井伢子，你懂吗？”

 

许世友：托关系走后门不行

开国上将许世友一生战功赫赫。在60年戎马生涯中，九死一生，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

许世友共有7个子女。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军人，许世友对部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认为部队是一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大学校，他把7个孩子全部都送去参军，接受部队的教育和锻炼。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参加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在你奶奶身边伺候尽孝，欠老人家的实在太多了，你就回家替我照顾你奶奶吧。”许世友把大儿子许光赶回了农村。

原来，许光解放初期入伍当了海军。他在战友面前从没说过自己是许世友的儿子。本来许光有机会到院校深造，可许世友想到年迈的母亲仍然生活在河南农村老家没人照顾，便“命令”许光回到老家所在的河南新县的武装部担任了副部长，后来在该县人大副主任岗位上退休。

在一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许世友在空军工作的三女儿正在度蜜月，没有归队。许世友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大声吼道:“就要打仗了，还度什么蜜月!给我立即通知空军，马上查找她的下落，限她3天之内赶回部队，不然开除军籍!”在许世友身边工作多年的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首长发这么大的火。三女儿接到命令后，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即刻动身，火速赶回了部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兵是许多青年人最大的愿望。许世友的夫人田普有两个亲侄女正值当兵的年龄，从老家跑到广州，要求姑姑和姑夫想办法让她们参军。许世友对她们说，当兵保家卫国是好事，我当然赞成。不过，要符合招兵的要求和规定，必须身体好、政审合格，托关系走后门不行。后来，一个符合条件的侄女如愿以偿当了兵，另一个回了老家。

许世友的一个远房堂孙许道炎，在部队当兵，一次利用休探亲假的时间特意绕道去军区机关见许世友，要许世友帮忙说情提干。许世友不仅不帮忙，还训斥他趁早打消这种靠关系往上爬的邪念头，要用自己的真本事说话。结果，许道炎最终复员回了老家。

许世友对待配偶和子女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个态度。许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从没有谁因为自己在首长身边工作而得到特殊关照，离开时大多是哪里来哪里去，什么职务来，还是什么职务去。这在许世友那里，已经成了惯例。

许世友从不给别人送礼，他也不轻易接受别人的礼物。秘书孙洪宪在许司令员身边三年，见许世友只收过三次礼。

第一次是1974年秋的一天，许世友到军区司令部嘉禾农场视察工作，恰逢农场刚砍下了一些甘蔗，于是，农场工作人员将一捆甘蔗放在了许世友吉普车的后厢里，说是让首长尝尝部队官兵自己种的甘蔗。许世友没有推辞，欣然接受，回来后分给工作人员吃了。

第二次是军区一位副参谋长送他两瓶越南产的山葡萄酒。这位副参谋长和许世友是同乡，也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许世友将酒送到了食堂，让工作人员享受了。

许世友收的第三份礼是老家的公社党委书记带来的一袋板栗、核桃和一桶麻油，这是许世友一向喜欢吃的家乡特产。可许世友也没有独享，将板栗、核桃分给了工作人员，将那一桶麻油拿到工作人员用餐的小食堂，大家一起分享。

公社书记这次来，一是代表家乡人民看望许世友，二是想通过许世友弄一辆汽车。当听公社书记说，家乡这几年收成不错，乡亲们都能吃上饱饭时，许世友说:“共产党领导闹革命，就是让穷人吃上饭。”他又接着说:“不过，有点小成绩绝不能翘尾巴，你们不仅要让乡亲们有饭吃，还要让他们有好日子过。”

公社书记乘机说，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家乡正在学大寨，修水利，搞机械化，公社想买一辆汽车，可是没有钱，想请许司令员帮忙想想办法。

许世友听后假装糊涂地说:“我哪来那么多钱买汽车，部队的车是保障打仗用的，又不能送给你，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