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 我在南开中学的日子

温家宝  我在南开中学的日子

（2014年10月14日）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再过四天，我们的母校——南开中学就迎来建校110周年的大喜日子。海麟同志和马校长希望我能在“南开公能讲坛”讲一讲。在校庆之际，我想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回忆一下我在南开中学学习生活的日子，与大家共同分享学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之恩，以此作为对母校生日的祝贺。

1954年9月，我考进南开中学，一个不满12岁的孩子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小学毕业时，我是瞒着我妈妈报考南开中学的，因为妈妈怕我考不上。结果，我被南开录取了，而且是我上的那所小学中唯一考上南开中学的学生。

南开中学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名校，她是在1904年由维新派人士严修和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对刚踏进南开中学的我来说，学校完全是另外一个新天地。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她都是美的，神圣的，深邃的。

校舍全都是古典建筑。建于1907年的东楼，正门楼的上方镌刻着“天津南开学校”几个大字。北楼、中楼、范孙楼、瑞廷礼堂，风格各异，或古朴典雅，或蔚为壮观。建于1906年的北楼是学校保存最古老的建筑，那上下二层的灰色砖楼，及它前面具有拱形立柱的长廊，可谓中西合璧。那独具园林特色的绿色长廊，以及它西侧的四排平房宿舍，更是别具特色。周恩来早年就读南开中学时，曾住在“四排三”宿舍。我读高三时，也曾住在“四排四”宿舍。小花园被常绿的侧柏围着，每到春天绽放出美丽的鲜花。花园再向西被称作“西后院”，那里是一个有200多米长跑道的操场。

入学的第一个开学式，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天，瑞廷礼堂坐满了师生，校长杨坚白、副校长杨志行，都穿着米黄色中山装，并肩站在主席台上。杨坚白身材魁梧，浓浓的眉毛，留着一副“大胡子”，神态威严；杨志行，消瘦，戴着一副眼镜，举止文雅。他们都是教育家，是我幼小心灵中崇拜的偶像。

我进入南开中学，真像是长大了。我的童年生活，动荡而艰辛，一直和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一起。这增加了我的阅历，培养了我的同情心，使我成为一个懂事、向上、勇于进取的孩子。

我从小能吃苦而不叫苦，遇事爱说“我不怕”；我脑海里装着许多仁人志士的故事，经常对自己说“我要像他们那样”：我心底越来越宽广，一入中学就立下誓言“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生活得更好”。我确实比别的孩子早一点成熟了。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建设需要大批人才，许多同学的理想是将来做一个工程师，许多家长也要求孩子学好数理化。入学后，我对各门课程都很热爱，求知识如饥似渴。我知道，中学是打基础的时期，所有学科都很重要，将来做人，成才都用得上。

我在小学时，数学就很好，到中学后愈发下功夫。我一直认为，数学训练了我的思维能力，包括想象、分析、逻辑、推理。有时，为了一道题，我常花费很大力气，寻求几种方法。我担任过数学课代表，高中数学竞赛还获得过名次。

我喜欢物理、化学。它们同数学一样，都是学自然科学的基础。那会儿，南开中学物理、化学实验室都在南楼（即范孙楼），那是学生做实验、动脑动手的地方。后来，上大学学地质专业，我深深感到理化的重要。原来，我们生活的地球是由岩石组成，岩石是由矿物组成，而矿物是具有一定密度、硬度和晶体结构的独特化合物。那张深印在我脑海里的元素周期表，还是中学记下的。我对每种元素及它们的化合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一步一步加深。然而，基础还是中学打下的，地球科学离不开物理，最主要的是地球物理和天体物理。参加工作以后，我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力学。

那时，我学数理化从不满足考分，而是用心培养自己的理解能力、思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对事物充满了好奇，经常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更重要的是，这养成了我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志向。这些都让我终身受益。

我爱语文。我从课本里知道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那么多名著。牢记在我脑海中的一些古典诗词和感人的名家名篇，还是那时背下来的。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鲁迅的《一件小事》，至今都能默诵。

在中学，带我了解世界的主要“向导”是各类书籍。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获得了很多知识，认识了学校以外广阔的世界。在学校，我经常抢着在图书馆借阅中国古典名著。一段时间，还迷上了武侠小说，后来渐渐开始读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现代名著，也涉猎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莎士比亚、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从这些鸿篇巨著中，看到了人类历史的辉煌，也看到了历史和现实中丑恶的一面。我更看到，社会在发展进步，人们追求真善美，一直为公平正义而不懈斗争。经过历史淘汰，能够流传下来并为人们爱读的书籍并不多，而这些书籍所具有的强烈震撼力尤为宝贵。我常含着热泪阅读这些不朽的作品，并把感情全部投入进去。在阅读中，我时常联系社会，思索人生，想着社会发展的道路，想着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学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历史人物屈原、司马迁、文天祥。从屈原身上，我看到一个人极高寒之理想，极热烈之感情，他可以为理想信念“九死不悔”，最终不惜以死肯定自己生命之价值。一部《史记》，不仅让我看到司马迁严肃的历史感和责任感，而且使我认识到为了真理，人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无辜受腐刑、隐忍苟活的无限悲愤和常人不可想象的坚韧毅力，深深打动了我。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直为我喜读，这首自叙身世、自明心迹的诗作，直抒胸怀，气贯长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我立志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格言。

通过南开中学的学习，我深深体会到，一所学校要办得好，必须要有一批好教师。他们是学校教育圣殿的支柱，对学生的教育和成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时，学校拥有一批各具特色的名师，他们的敬业精神、人格魅力和渊博知识无不使学生受益。

我爱我的老师们。在六年的中学生活中，我尊重每一位老师，细心观察他们的优点和特长，不仅从他们身上学知识，而且学品德。

生物老师孙养林业务功底深厚，教学经验丰富。他自编生物教材，自制教学器具，自绘教学挂图。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一口地道的天津话，讲课认真动听。他常说：学习知识就是三句话、九个字“学懂了，记住了，会用了”。他上课时常用质朴的语言，顺手拈来许多生活中的生物趣事，启发学生们对生物学知识的追求，把一门原本枯燥的生物课讲活了。在生物实验课上，我第一次亲手解剖了青蛙，了解生物的器官构造，感到十分兴奋。那课堂的情形，我至今难忘。2003年11月底，孙先生不幸去世时，我送了一个花圈。花圈缎带上写着“恩师孙养林先生千古学生温家宝敬挽”。

有“代数王”、“几何王”、“三角王”之称的刘铎、安同雷、乔慈忠三位老师，被誉为南开中学数学教师的“三驾马车”。他们不仅给学生讲授清晰的教学概念，而且用大量习题，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安老师的特点是，多容易的题也要让你感到难；而刘老师的特点正好相反，多难的题，都讲得很容易。在他们看来，难易是互相转化的，关键在于能力的培养。

语文老师陈东生、傅越秋都是严谨，有学识的老教师。他们善于运用教材中的范文，深入浅出地告诉学生诗词、散文、小说、政论等各类文章体裁的特点，让学生们懂得如何利用史实，如何体察生活，如何运用语言文字，如何深读古今中外名著名篇，如何写好文章，如何从课文中学会真知、学会做人。

音乐老师姜韵泉的教学方法，一直让人回味。在他的每堂音乐课上，除了课本学唱内容外，他总花大量时间让学生欣赏音乐，或是放古今中外名家名曲（包括京剧）的唱片，或是自己弹奏钢琴。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的旋律，我还是从他的课上听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次我访问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故居时，故居工作人员用莫扎特用过的钢琴弹这首脍炙人口的名曲时，我马上想起了姜老师的音乐课，随口说出了曲名。

师恩如山。南开中学这些有风格、有特点的老师，给我影响很大。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难以忘怀。他们以极大的爱心教育学生，是不图回报、默默耕耘的园丁；他们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他们对学生的每一点进步，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不时加以鼓励。高三班主任刘淑莲老师说我是“有主见、守纪律、学习刻苦的好学生”。代数老师张学聪谈到我时说到，“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那永远工整、明了的作业本；二是他从中学时代就表现出极强的自理、自律和自强精神。”至今，我仍把老师的这些话看作是教诲、鼓励和鞭策。

我喜欢我的同学们。那时，南开中学是男校，我的同学都是像我一样大小的男孩子们。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但父母大多都是平民，生活十分朴素。班上好像是一池宁静的水，那样清澈、透明，没有一点污秽和波澜。他们的性格、爱好不同，但都是那样单纯，彼此没有丝毫的隐瞒、歧视、嫉妒和防备。我和大家相处得很好，在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中增进了认识，加深了友谊。许世佺是我初中好友，他出身贫苦，聪明活泼，十分爱读书，特别是古典小说，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驻外记者；李铁林是我高中同窗知己，他不仅作文好，而且爱画画，他对生物的热爱使他成为一名医生；张承萌、于家成都是班干部，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一群少年中显得老成持重。他们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同学很友善，后来都上了名校，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了成绩；于祺明爱读政治书籍，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全班同学中第一个攻读《资本论》。我们爱在一起讨论问题，后来他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周幼方高高的个子，篮球打得好。每天下学，我们一路回家。下学后，我们一起从学校出来，过兴树里，到南马路。我们一路上打打闹闹。我经常出其不意从后面跳起来把他绊倒，他总是笑嘻嘻地站起来，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又蹦蹦跳跳一起回家。后来，他成为一家大企业的负责人。那时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像兄弟一样，感情真挚纯洁，彼此没有闹过意见，没有吵过架。现在想起来，都让人感到温暖和幸福。

南开中学的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而活跃的。学校有合唱团、话剧队等文艺社团，也有航模社、无线电等科技社团。每到周末，各个社团都开展活动。我曾参加过口琴队，周末常到南开女中（女七中）练口琴。这也是我们唯一接触女生的机会。我生性活泼，酷爱运动。初中时，我们在中楼上课。那是一座建于1919年的长方形教学楼，半地下室摆放了几个乒乓球台。中楼的南面是篮球场，有四个标准场地。那时，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课间休息十分钟。其中，上午两节课后，要休息20分钟。我们常利用课间这点时间跑到地下室，抢占乒乓球台打上一会球。下午课后是我们玩的时候，开始打小皮球，后来打篮球。我参加过学校的少年篮球队，这个队获得过全市第六名。我喜欢跨栏跑，在全区中学生运动会上得过奖。一段时间，我还对垒球（即现在的棒球）着了迷，以至到六十岁还能挥棒击球。我也很喜欢足球。有一次踢球时，我把范孙楼后面窗户上的一块大玻璃踢破了，要赔一元四毛钱。我家教很严，家境贫寒，我不敢回家向妈妈要钱，只得把每天吃早点的三分钱慢慢积攒起来赔给学校。那些天，教室门上的信孔中总要伸进一张纸条，催我到总务处去交钱。我最怕看到它。从此后，我就再也不踢足球了。

我在学校学习，不仅注重文化知识，而且注重人文素养。现在回忆起来，每当老师、父母给我讲一些古今中外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的故事，我常听得热泪盈眶。我经常以人类历史上的英杰、名人为榜样，把他们作为指引我前进的明灯。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给人以灵智，给人以意志，给人以抚慰，给人以力量。我以为，老师在讲述知识的时候，可以结合革命史、思想史、军事史、科学史、艺术史等，给学生们讲些代表性的人物。这些人物的经历和精神，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贝多芬传》的翻译者、文学艺术家傅雷曾感慨地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当代学者赵鑫珊，读了《居里夫人传》后激动第写道：“我的内心所受的震动是难以描述的。从此以后，每当我半夜醒来，听到窗子被北风吹得咯吱咯吱作响，我开始追问‘人是什么’这个最古老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居里夫人所说的蚕吐丝作茧的类比。”百余年来，南开中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校友，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革命烈士马骏，以及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事迹就是一部部鲜活生动的教材。

我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深刻理解叶圣陶先生的“教是为了不教”这个至理名言。只有胸怀大志、不畏艰险的人，才能做到自觉学习、刻苦学习、终身努力、孜孜以求；才能懂得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甘于奉献、永不退缩；才能学会做人、无私无畏、不懈奋斗，达到光辉的顶点。

我是一个有理想的孩子。我的理想是从苦难的童年到中学期间逐步形成的，其核心是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伟大事业。这一理念是建立在文化、同情和道义基础上的。我从小就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在中学又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因而不断培育了自己的爱心。我懂得，只有爱家乡、爱学校、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才能爱国家、爱人民。只有爱，才有同情；只有同情，才有道德；有道德的人，才是一个纯粹的人。

老师们、同学们！

算上这次，我毕业后回南开中学已是第5次。每次回母校，我都能感受到学校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次回母校，我都能感受到同学们所迸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我仿佛又回到激情燃烧的中学时代。

我曾说过，南开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南开精神是我前行的一盏明灯，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应该做到继续努力，走好人生的最后一步，做一个真正的南开人，不辜负母校对我的厚望。

2009年2月15日，我在南开大学曾讲过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这里，我想在引用一下当时我说过的话，作为对南开中学110周年校庆的祝贺：“为民族解放和复兴，为国家独立、富强、民主和文明而培养和输送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为公、奉献、改革和创新。这就是南开的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的精神。”

我讲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许多学长，我们的前辈，用他们不平凡的经历和勇于献身的精神铸成的。这就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培育南开的品格，坚持发扬南开的精神！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