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结构，关键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五个重大战略“替代”关系

  在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 “稳中求进”的主基调中，“调结构”不仅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且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当下，关键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五个重大战略“替代”关系。
    其一，在动力替代方面，要着力处理好投资、出口、消费之间的替代关系，尤其要积极推动消费增长。
    长期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失衡已久。从投资看，大规模的投资确实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高投资不仅难以担当起结构调整的重任，而且还有可能引起更严重的结构问题。从出口看，外需下降局面在短期内难以逆转，而改善出口结构和质量的任务还很艰巨。从消费看，尽管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刺激政策，社会消费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仍难以担当起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关键要在保持适度投资规模和积极稳定出口的前提下，把推动消费增长作为着力点。为此，一要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机制，让老百姓 “有钱消费”；二要消除抑制消费增长的各种因素，让老百姓“有钱敢消费”；三要推出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让老百姓“有钱乐于消费”；四要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消费载体和消费内涵，为老百姓“创造消费”。
    其二，在资本替代方面，要着力处理好各类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尤其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和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
    目前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关系。如果实体经济回报很低甚至没有回报，资本就会游离，而且还会催生虚拟经济的风险，因而有必要调整好实体经济的发展政策。二是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应该更多地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多地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实体经济。三是国资、外资、民资的关系。当前，除了要积极引进外资和深化国资改革之外，更要切实落实好非公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其三，在要素替代方面，要着力处理好各类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尤其要加速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态势。
    “中国制造”必须向“中国创造”转变，创新是一个重要路径。当前，应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抓制度创新。一系列的体制机制营造了大大小小的制度，制度不创新，一系列的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就会撞上一扇扇的“玻璃门”和“弹簧门”。二抓体系创新。创新不可能仅仅倚靠科技或企业的“单兵突进”就能奏效，而是需要全社会创新体系的支撑，也就是在各层面、各领域形成互相支撑的创新体系。三抓平台创新。创新活动需要各类公共平台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信息、技术、人才以及服务平台等。
    其四，在产业替代方面，要着力处理好产业之间的替代关系，尤其要加速推动服务业发展。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在农业方面，生产效率和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制造业方面，传统产业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制高点，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难度也不小，战略型新兴产业更不突出。在服务业方面，集中表现在产业规模不大、产业能级不高、辐射能力不强、国际化程度很低。因此，很有必要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同时，把服务业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为此，一要谋划好全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规划、操作思路及相应措施，推动服务业集聚发展。二要深化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税制改革，还要放松服务业发展的管制。三要突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和特色，重点扶持服务业龙头企业，培育服务品牌以及服务业发展人才。
    其五，在市场替代方面，要着力处理好各类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要加快国内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发展。
    我国的市场结构存在着明显的 “二元结构”，内需和外需很不平衡，城市和农村落差很大。为此，一要处理好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关系。从国际市场看，中国已经名列出口总额全球第一，或许还有潜力，但不可能无限扩大。国内市场则大有潜力可挖，13亿中国人，即使每个人多消费1元钱，就是13亿元的巨大市场。二要处理好城市和农村市场的关系。过去，我们倾力于城市中高端市场，轻视农村中低端市场的开发，而广大的农村市场潜力巨大，曾经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因此，理应大力改变农村市场长期被轻视的状态，切实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继续制定相应的消费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