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一些人因此对经济前景产生某种不乐观情绪。也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不过是经济的周期性反应，待下行周期结束会继续高增长。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我们的观点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非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新常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达到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从稳增长到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下行始于2011年。2011年初中央提出“稳增长”，当年GDP增长即从上年的10.45%降至9.2%，2012年以来又分别降至7.8%、7.7%、7.4%。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这次经济下行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事实确也如此。2011年政府为了“稳增长”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同时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厉调控，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当然会把经济增长稳下来。
　　也许人们会问：如果不是政府主动调控，我国经济今天是否仍会高增长？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到2020年保持8%的增速应该不成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前两次金融危机的情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曾有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不能保持8%，甚至会破5%，结果我国经济增长却达到7.8%。有人怀疑中国GDP有水分、不真实。当年朱镕基同志说，增长率是当年GDP与上年GDP的比值，不排除我们的GDP有水分，但水分年年有，只要今年不比往年多，分子分母一约就没水分了，所以我们的增长率是可靠的。无独有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初我国提出要保8%，当时又有人认为保不住，结果却增长了9.2%。
　　两次金融危机我国都能保持高增长，设想一下，如果最近3年中央仍然希望高增长，我国经济会下行么？应该不会。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能够高增长，为何中央要提出稳增长？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央2011年提出稳增长，正是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作出的决策。这可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作一深入分析。
　　从国际方面看，我们面对对外出口和碳排放两大挑战。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得益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在前30年达到40%，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出口明显受到欧美国家排挤。美国这些年一直逼人民币升值，美其名曰实行中美“贸易再平衡”。其实，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平衡美国的逆差，因为我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美国自己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别的国家进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让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涨价，打击我们的出口。2010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奥巴马政府又加速启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这两个协定的根本用意，就是要全面围堵中国的出口与对外投资。
　　关于碳排放，去年10月联合国在华盛顿召开气候峰会，张高丽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中国的碳排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5%。之所以作这样的承诺，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担当，同时也是大势所趋。早在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峰会上，美国就试图推动建立全球碳排权交易市场，只是由于当时国家间利益摆不平才无果而终。长远看，限制碳排放符合世界各国利益，建立全球碳排权市场是早晚的事。这个市场一旦建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若不将经济稳下来，及早调结构以兑现减排承诺，将来就会成为碳排权的最大买家，而主要卖家则是工业化已经完成的欧美国家。由于碳排权供不应求，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到时我们只有挨宰的份。我们消耗大量资源生产商品出口，换回的外汇很可能不够买碳排指标。
　　从国内方面看，以下三个因素也要求我们稳增长。一是自然资源约束。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可能源消费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却非常高。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煤，占全球的20%；而单位GDP能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这不仅加大了国内供应短缺，而且给国际供应也造成压力。有个现象尤应注意：近些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资源，结果买啥啥涨。这是危险的警示信号，这种状况如不扭转，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总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二是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人口红利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据估计对人均产出贡献在20%以上；第二阶段是2000—2010年，人口红利开始减弱；第三阶段是2011—2050年，人口红利消失并转为负数。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3年下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上年又减少371万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而2020年—2030年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年—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未来我国的人口扶养负担将不断加重。
　　三是经济基数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增长，2010年GDP已近40万亿，人均GDP也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数如此之大，即便每年再增长1%，所创造的GDP相当于10年前4个百分点的增长。2014年我国GDP是63.65万亿，增长7%，一年净增GDP就有4.46万亿，接近1994年一年的GDP，还超过了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土耳其全年的经济总量。经济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增速都会放缓，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也不例外。
　　正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过高的速度稳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并指出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增长动力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新常态。既然已进入经济新常态，我们就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并引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何在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这次经济下行是趋势性的，增长已达极限，没有多少潜力了。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增长潜力，要看这个国家的投资、消费、出口是否还有提升空间。正是从投资、消费、出口看，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到达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先看投资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前景如何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更是政府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我国近10年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今后也许我国很难保持20%以上的投资率，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水平并不高。2013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体在6000—7000美元左右。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先看投资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前景如何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更是政府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我国近10年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今后也许我国很难保持20%以上的投资率，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水平并不高。2013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体在6000—7000美元左右。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随着投资规模扩大，新增投资所创造的收益将随之减少。反过来看这个规律，就是如果投资回报率上升，则投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量/GDP增量）来衡量一国的投资回报率，增量资本产出率越高，代表实现一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越多，投资回报率则越低。2008年以来，我国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增量资本产出率却有所下降，2013年为5.68，而同期美国是7.31，日本13.69，印度7.41，巴西7.94，说明我国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大国比，投资仍是一项有价值的行为。
　　再看消费潜力。未来10年，我国消费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3年我国消费总额4.75万亿美元，人均消费3496美元，而同期美国消费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人均消费43329美元，我国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8%。假设美国消费按照2%的速度增长，10年后美国的人均消费将达到52818美元，假设10年后我国人均消费达到美国的30%，就是15845美元，将会是目前消费水平的4.58倍，年均可增长16%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有三个支撑点可将其变为现实：第一个是城镇化提速。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15471元，随着未来10年1.3亿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将带来2万亿新增消费。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中还包括没有户籍的2.7亿常住人口，随着常住人口转为完全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其消费也将扩大。第二个是消费升级。过去30多年，我国实现了多次消费升级，每一次升级都推动消费快速增长。当前正在经历新一轮消费升级，逐渐从产品消费转到服务消费、从物质消费转到文化消费，各种新的消费形式和消费业态不断涌现，保持强势增长。以电商为例，2014年我国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28637.2亿元，增速为45%，远超传统商业。信息消费也保持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第三个是巨额储蓄。我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储蓄率为51.4%，而世界平均储蓄率为25.3%。储蓄是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储蓄多意味着消费少。如果我国储蓄率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每年可增加消费13.5万亿。
　　最后看出口潜力。过去30多年我们一直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实出口本身并不直接贡献GDP。短期内虽然加大出口可以缓解国内过剩压力，但若只出口不进口或少进口，换回来的仅仅是外汇，外汇是人家进口我们商品后开具的借条，不用来进口就是一堆纸。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是要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出口是为了进口，只有进出口平衡才是双赢。对我们这样的非储备国来讲，外汇过多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对国际分工收益的分享。今后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积累外汇的需要将进一步降低，因此我国未来开展对外贸易目标应是贸易平衡。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货物进出口比美国还多2500亿美元，出口占到全球11.7%，进口占全球10.3%，比例已经不低，那种希望长期保持出口高增长的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必要。当然，出口不追求高增长但也不是不增长，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与“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今后出口每年保持6%的增长是可以做到的。特别是服务贸易，我们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仅占世界的4.6%，而且多年来一直是逆差（去年逆差是1980亿美元），如果能补齐服务贸易这块短板，未来整个出口还会有可观的增长。


怎样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高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今天欧美国家GDP增长3%就是高速度，而在中国绝对是低速度。我们目前所讲的“中高速”，是指GDP年均增长7%左右。为什么是7%呢？基本考虑是，在以往10%高速度的基础上，减去现有的过剩产能、淘汰部分高能耗与高污染产能后，适宜的速度大概就是7%。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10年我们将怎样保持7%左右的增长？可作一简单测算，按2014年可比价格，若今后10年经济年均增长7%，2025年我国GDP将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140万亿。如果我们将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拉动的权重确定为43%、55%和2%左右，那么未来10年我国的投资、消费、出口则每年需分别增长9%、11%、6%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第一，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前面说过，我国前3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但今天国际环境变了，我们的发展战略也得变。回顾二战后的经济史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几乎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后的欧洲重建，马歇尔计划只是个开端，大量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日本的崛起，成功之处也是把握住了世界市场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
　　可自“9·11”事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一蹶不振，欧洲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要想继续依靠出口支撑经济快速增长显然不现实了。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要说欧美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想给也未必有这个能力。当年日本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把它从战败的泥潭中扶起来，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日本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把它从经济衰退中解脱出来。究其原因，是经济总量太大了，没有人能拉得动它。
　　日本是前车之鉴。我们在处理内需与外需关系上要有清醒的认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在积极利用外需扩大出口的同时立足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和长期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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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除了发债扩大投资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减税。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就包括发债与减税两方面：发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减税支持的是企业投资，这也是近年来政府为何在发债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的原因。我们的观点，政府投资仍可扩大，但重点是扩大企业投资。落实到政策层面，今后国债规模应逐步缩小；减税力度应不断加大。今年安排国债1.62万亿，结构性减税4000亿。到2020年，可考虑将国债压缩到1万亿；减税扩大到1万亿。不必担心这样会影响就业，减税后企业投资增加一样可创造就业，而且会创造更多的就业。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来源：学习时报

经济下行不可怕


      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增速创6年来新低；3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终值49.6，创四个月新低；学习时报—百度中小企业景气指数（STBEI）一季度数据全面下行。“三期叠加”效应是中国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内因，当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也给长期以来出口贡献率居高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
　　经济下行虽然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种种不利因素，但更多的积极效果是隐藏于水面之下阻碍经济前行的种种弊端在经济困难的当下也得以充分暴露，问题倒逼改革正当其时。中国经济存在问题之直接根源，在于科技创新不足，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缺乏有效的科技支撑，甚至庞大的逐步走向高端的国内需求无法得以满足也最终归结为技术创新的薄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不转型已难以为继。形势逼人，我们必须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引领中国发展的新道路。
　　我们以为，之所以科技创新不足，是制度创新匮乏所致。显然，十八大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多领域多层次改革措施持续发力，正是基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发展痼疾之源的深刻认知。可喜的是，当前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接续已处于关键时期，改革红利成效初显，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新兴力量正在积聚。
　　立足当前问题，同时夯实未来发展基础，需从两方面着手，也就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双引擎。一是通过政府自我革命加码，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持续向纵深推进，通过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破除制约市场活力和发展的各种束缚，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并不断提升其质量。当然，财税、金融、价格、投融资等一系列改革也要同步推进，以形成叠加效应，释放改革红利。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仍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巨大潜力就在于改革创新红利持续不断的释放。正如李克强总理近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所强调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要用足改革创新动力源，坚持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调整，助力破障过坎，实现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我国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则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东部向中西部的自发梯度转移和服务业的地域性渐次升级。特别是要把西部大开发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场景中考虑，作为我们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经营好、发展好、维护好。要以中西部地区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为东部地区服务业的升级乃至我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换取宝贵的时间。在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更多地向西部倾斜，加快构建完整的铁路、公路骨架网络，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要积极引导产业转移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支持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环境友好型产业转移，支持水、光、风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经济下行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战略定力，穿新鞋走老路。面对困难和问题，我们要科学把脉形势，既分析客观因素，又要找主观原因，既对长期向好充满信心，也要做好应对更大困难和挑战的准备。决不能在问题和困难面前乱了步调没了章法，要按照既定的改革方向和路线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不为一时的困难所动，不希冀毕其功于一役，真正做到久久为功，水到渠成。作者：杨英杰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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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非常有条理！值得细细的品味

话说“敢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