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奉命写文章

　　我一直保留着1983年3月4日定版、7月1日发行的《邓小平文选》。在这本文选即将发行时，胡耀邦已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三年了，他们这一代领导人极其重视这件事。当时，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常常割裂地引用《毛泽东选集》5卷里面的一些话做根据。出版《邓小平文选》，是为全党全国的改革开放新任务举旗帜、定方向，是特等大事。
　　当时，邓小平的很多言论还来不及全部整理，但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把对拨乱反正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先收集起来。其中包括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8 · 18”讲话极为重要，我曾为此写过一篇“奉命文章”，今天回忆起来，有很多感想。

: u2 W% O- B& V# C) T    在《人民日报》写阐释文章
+ I7 y$ s$ C6 j+ B' I　　《邓小平文选》刚出来时，没有第一卷之说，因为并不清楚未来还会有多卷。上面要把邓选中的几个主题，选几个方向和可能的理论突破点，布置专人阐释。我记得当时拟定了13个主题。前几个主题很容易找人，但邓小平“8 · 18”讲话是13个主题中最敏感的一个。找了几位理论界重量级的名人，都说这个主题非常重要，但很难写。因为当时有些人不同意这么提，放了狠话，说“反封建就是反老干部，就是反党”，说“谁反封建就送到新疆青海去劳教改造”，等等。这些重量级的理论家都知道内幕，就不愿意出头了。
　　何匡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他也参与组稿。最后，是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找人来写。于光远就说，反封建主义是个新话题，能否破个例，找个年轻人？于是，我被推荐为执笔人。
) e, ~# p& X/ ~( s( n$ T0 q1 X　　我马上写成了《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的头条。1983年10月的《新华文摘》上，那篇文章放在目录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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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1 j. I/ k. c! {   “8 · 18”讲话的大背景
　　十一届五中全会后，8月18日到2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邓小平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解决的是思想问题，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主要是五中全会，在领导体制上做了重要调整和改革。有一些很难做，但几项改革做成了。
　　1980年，邓小平提出恢复书记处，作为中共最高层的日常办事机构。邓小平是个大政治家，通过设立书记处，来落实改革开放的主要举措。书记处其实是历史上曾有的机构，毛泽东曾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不执行他路线的政治局成员，那是1950年代，他让邓小平主持书记处。
　　五中全会搭建起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班子。这个事情太重大，要跟全党有所解释。这是“8 · 18”讲话的大背景之一。邓小平讲话以后，到1980年9月11日，中发66号文件把邓小平的讲话修改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但这时邓的讲话还不是正式文件，要求党政军在一定层次上组织讨论，提出修改和建议，在10月15日前上报中央，然后根据这些修改和建议，把邓的讲话作为依据，制定正式的法令和条例来落实领导体制的改革。

2 X, ]3 F8 a- a4 y! @   “8 · 18”讲话的现实针对性
$ B$ v9 n1 d( T% d6 ]' Z1 S　　这个讲话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点，在更高层次上反省和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我们面临的干扰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险更大，封建主义的比资本主义的危险更大。西方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学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邓小平讲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邓小平讲话提出的基本总结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严重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这是原话，这个估价了不得，比用“左”和“右”这个通常的意识形态说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远瞩。邓小平讲的封建主义，并不是现在学术界讲的分封建国，而是讲政治权力与领导体制层面的事，讲一言堂与一把手专制多年里成风气，讲没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把当时理论界与街头争论最多的焦点，做了一个定位，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民主传统，深挖根源，追踪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一点来讲，邓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同事。
3 X/ j1 S9 B$ H* J" \　　第二点，对这些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一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批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无法根除。这个视野高度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邓小平讲了特别有名的一段话，我当时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说：“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那些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比较政治或广义社会科学的名学者都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观念的陈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 x0 q( G2 c8 O　　第三点，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可以看到，邓小平强调，1949年以后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不能仅仅归于一两个人，也不能仅仅归于中共一个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等其他几个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把问题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从历史的、制度的双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后期中国走到崩溃边缘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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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故是为了知新
8 _- T  j3 l3 k　　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刻，才能对怎么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提出正确思路。所以，邓小平说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下去。他告诫全党全国尤其是比他年轻的同事们：“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 o8 n. T% T' C- T  h　　从他那代人开始，到现在已经数代人了，我们依然面临着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任务。邓小平对这一点异常清醒。过去这些年里，国内一旦发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马上就有人将其归结为资产主义的影响。**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包二奶”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干爹”也是资本主义的影响。
1 D% K* _/ n4 P" J$ u: e0 b9 y　　对这类严重问题，怎么判断、怎么挖根源，邓小平的讲话给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时，到未来很多年内也不会过时的指标性原则。（2014年8月15日《南方周末》丁学良口述，戴志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