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

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

村  夫

 

    转眼父亲去世已经23年了。

    昨天，外甥发来一条彩信，彩信内容是用手机拍的一张字据。图片太小，字迹模糊，我只依稀看出我父亲的名字。多年以前，这张字据我是见过的，那是资兴县人民政府委派父亲为某小学校长的派令。派令的落款日期是1950年3月，签发人是资兴县县长孙立，副县长袁漫游。我参加工作前搞过地方党史，知道孙立是资兴解放后第一任县长，应是南下干部；袁漫游属本地人，解放前夕是资兴县工委三位委员之一。

    据母亲说，父亲读书一直读到三十几岁，其实父亲二十几岁已经参加工作，母亲是把与书打交道的行当都当成读书。姑妈也曾说父亲“读不得”，每次大奶奶给父亲带到学校的盐菜里埋了猪肉，大爷爷都会拣出来吃掉，说肉吃多了人会更蠢。父亲的伯父、伯母没有子嗣，父亲从小过寄给他们，所以我称呼他们“大爷爷”、“大奶奶” 。

    爷爷是地主，且在国民党内担任过职务，土改时被人民政府镇压。过去爷爷曾经是家族的荣耀，解放后爷爷成了后辈的罪孽。父亲被族人举报，被清除出教师队伍，打回原籍务农。

    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行书草书都拿得出手，用现在的眼光看，也许可以称得上书法。记得当年大门口、墙壁上、田墈上的大字标语都是父亲的手笔，诸如“抓革命，促生产”“学大寨，赶昔阳”之类。父亲的书法最大的用途是给村民写春联。我们的隔壁本来就住着全村惟一的公办教师，而且是语文教师，但村民们更乐意要父亲写。村民多不识字，但他们说老师的字太“死“，父亲的字“活络”。写春联是没有“润笔费”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客气的发根烟就不错了。父亲唯一的赚头是剩下的红纸。如果一家要写几副春联，父亲就纸头也没得赚了，父亲会告诉他们，两张红纸三副对联，刚好。

    在地方上，父亲还是小有名气的“侍客”，所谓侍客就是在婚丧嫁娶活动中负责安排礼仪的人。父亲熟读《酬世指南》，对这方面是有些研究的，祠堂里横竖摆个几十桌，都能排出所有位置的尊卑长幼。如果主家的喜事做得比较隆重，就会请几个侍客，而父亲往往就是侍客的头，称做“先生”。父亲因此也有了一个绰号——“大先生”。当得几天先生，父亲可就有些油水了，主家往往会有个“谢礼”，既是图个吉利，更是劳务报酬。主家恭敬地用菜盘把谢礼端到父亲面前，通常是两条烟，还有一个红包。这其中有蹊跷，红包是做样子的，主家也未必真想给你。如果收了红包，人家会说你贪；如果一概不收，人家又笑你蠢。父亲自是只收烟不收红包的。自从我出门在外，父亲收人家的烟就再也没有自己抽过，他宁肯抽一两毛钱一包的劣质烟，这些烟盒上带锡纸的“高档”烟一律封存起来，等我回家享受。父亲并非不知道高档烟好抽，他每次到乡上赶圩，抽了大表哥带过滤嘴的好烟，回家就要津津有味地说道。

    村民们叫父亲“大先生”并非完全出于尊敬，还有一点轻微的嘲讽。父亲三十好几才务农，农活便干得很不地道，斯斯文文，慢慢悠悠，除了耙田很有耐心外，其余力气活都干不过别的男劳力。印象中，父亲的工分等级总是跟妇女差不多。高考落榜之后，我随父亲在家种了两年田，对他干农活的速度与力量很是不屑。无论挑谷还是背柴，我肩负的重量都是他的两倍。事后想来，我还是大大的不孝，他力气不大是真，然而毕竟已是年近花甲的人，而我当时不到二十岁。

    为了让我安心在家务农，父母腾出一间祖屋，在村里开了一爿南杂小店。附近200余口人只有这一家店子，赚两个油盐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学抽烟，三天两头从烟架上拿烟抽，深夜还跟村里的年轻人“打平伙”，就用店里的饼干下酒，我与大家一样按成本价平摊。村民买东西还经常赊账，有的年头购物年尾才给钱。年终盘点货物，赚了三百元，父亲高兴了老半天，话语滔滔不绝。依稀记得那天是过小年，吃饭时我好像想起什么，问道：“那三百元本钱呢？”父亲端起的饭碗僵在半空，思索片刻，再不说话，只顾低头吃饭。那种兴高采烈的气氛一时变得尴尬起来。我忽然觉得我太残忍了！

    父亲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荣耀，当我走出家门，在县城开始我的文化打工之旅后，他为我获得的一张张荣誉证书“沾沾自喜”，为我带回的一点年货四处张扬称赞，而且夸大其词。后来见我有机会上大学，父亲的内心喜忧参半，喜的是我可能因此改变命运，村里还没有出过真正的大学生，我可以给他长脸，忧的是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剩米。为了给我凑学费，父亲请家门父老吃了一餐饭，几块几块的钱是送的，几十上百是借的，总算凑够了第一笔钱。他跟村人兴高采烈地说，等我参加工作了再请大家喝酒，给我娶亲时还要请铜鼓喇叭。

    我读的是成人电大，不转户口，不包分配，毕业即失业，还欠了一屁股债。父亲四处托关系，还和当中学教师的姨父一起，找到一所私立中学，想让我进校任教。校长是他们的老同学，但还是很客气地拒绝了。电大的文凭毕竟不硬。

    1991年8月的一天，我背上当时流行的黄布挎包出门，想去问同学是否有代课的门路。身后，我听父亲跟母亲笑道：“怎么背个这样的包！”我刚到一公里外的村部，就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同学寄来的，信中说，市委党史办准备继续聘请我，那是我读书前打工的地方。已经有了栖身之地，但我还是出去跟同学玩了两天，直到我听到那个噩耗——父亲急病！

    等我回家，父亲已不能言语。就在家里那间南杂小店，父亲躺在我平日睡过的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医疗措施。亲戚中有当医生的，说父亲这种情况抬到医院恐怕中途出事，还是准备后事吧。有村民在旁边烧着纸钱，并且念念有词，不时用斧头把地面砸得“咚咚”作响。我发疯般地哭喊着父亲，父亲脸色紫红，双眼微闭，喉咙里卡着痰。我此时最想说的一句话是：“爸爸，我找着工作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喊出了声，也不知道父亲是否听见。但父亲显然感觉到我来到了他身边，只见两滴浑浊的老泪夺眶而出。

    凌晨，父亲撒手而去。那一天是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父亲还不到65岁，他得的是脑溢血。他终日劳碌，再加心情抑郁，早已经患上了心血管疾病。乡下人从不体检，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无所知。临死那天，他还到田头看水，并且上山砍了一捆柴。如果在城里，抢救及时，断不至死。

    平日里我与父亲并不对路，脾气不和，加之我心里郁闷，彼此很少交流，甚至还不时产生冲突。因为哥哥在进山放老鼠时不幸遇难，父亲改掉了暴躁的脾气，对我一些负气挑衅的行为百般忍让。但我知道，父亲对我既寄予厚望又放心不下，既担心我的前程又怕我想不开。那年除夕，父亲还用那副著名的对联开导我：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事无成事事成。我嘴上不说，心里还在笑父亲浅薄，因为那副对联我早就知道。然而，我终究还是让父亲失望了，父亲至死都没能看到我出息的那一天，可以说是含恨而终，死不瞑目。

    乡亲们还是很感念父亲的。那些平日里请父亲写过春联的、做过侍客的，纷纷前来吊唁，方圆几里的农户几乎没有缺席的，送葬的队伍排得老长。这种待遇超出了父亲卑微的身份。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忠厚人，在乡下这是平常而又难得的评价。

    如今，父亲的坟头周围已然长满了翠竹和杂草。当年父亲最大的愿望是我能吃上“国家粮”，能当干部当然更好。事实上，我和我的父亲从骨子里都是乡村里的穷书生。可以告慰父亲的是：现在吃不吃“国家粮”已经不重要了，你的儿子一不小心居然当上了村民眼中的“大官”！

字里行间满是父子深情。村夫老师的成长离不开父亲的熏陶与培养，您就是父亲最优秀的学生、最成功的作品、最骄傲的成就。

父母最大的希望是子女过得好。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让人读来十分感动。

北国0235 发表于 2014-7-2 18:34
父母最大的希望是子女过得好。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让人读来十分感动。

感谢老猫和北国老秘的同情之心、怜悯之情。家父是凡人，但文中提到的那一纸派令，如今已成为文物。大部分人凭着那一纸派令，在1980年代落实政策时恢复了公职，补发了工资。然而管事的对家父说：“仅有校长派令是不够的，还得要教员派令。”真是岂有此理，难道一个小学校长还不是教员？当时本人尚不通世故，且人微言轻，徒叹奈何。

在一样的环境下长大，感受着一样的父爱；阅读中，泪眼婆娑，思绪悠长：人间至爱。